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个论点的反对者说，在上述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外来的反革命干涉，国际资产阶级决然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承认社会主义在一个西欧国家中的胜利，必要时，他们会进行武装干涉。当然，这是可能的，在国际资产阶级阵营的极右派中会有这种冒险分子。但是，认为这种干涉不可避免的说法听起来至少是有点奇特。如果出现了有人十分愿意但却无法进行这种冒险的情况，会怎样呢？如果世界战争的魔影起到了威慑作用，能够促使可能进行干涉的国家里的公众舆论阻止这种冒险，又会怎样呢？于是，有人会提出异议说，在智利我们曾是上述冒险事件的见证人，但智利的事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第一，智利不在欧洲，而是在南美次大陆，因此美帝国主义对那里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第二，智利的反革命事件不是外国干涉势力干的——甚至在智利也无法进行外来干涉——而是本国军队干的，他们虽然受到外国控制中心的支持，但“左翼”在政策上犯的错误也促成了反革命活动。这些错误损害了“左翼”同盟者，从而促使国家内部产生了一股支持军队中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
欧洲的形势不同，可以期望“左翼”不会重犯这样的宗派错误。至于美国向欧洲派远征军，则根据越南的经验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而担心欧洲国家的军队比如在意大利或法国“左翼”选举获胜后会入侵这两个国家，更纯属幻想，因为它们不仅要考虑到华约军队可能进行反击，而且更重要的是害怕进行干涉的国家公众的反应，那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总罢工及与其相联系的社会后果的威胁。为这一后果付出的代价，定将比让共产党参加政府，甚至比某一个西欧国家和平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还要高昂。
“正统派”的观点经受不住批评，今天的西欧国家面前展现出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原来关于在相应的国内和国外政治条件下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的新前景。这样，关于可能发生反革命的论点就被摆在恰当的位置：只要存在着敌视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当然就存在这种可能性，工人政党自然必须在其政策中考虑到这种危险。然而，反革命并不是非发生不可的必然产物，反革命的危险也并非绝对是和平革命的障碍。不管怎样，只要存在具体条件，就应当致力于这种革命形式，因为它是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便宜”形式，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过渡可以避免许多损失和灾难。我们的上述想法涉及的是高度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同的，这尽管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仍然要在这里强调一下。
无论如何，我们对反革命这个问题的探讨——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不仅限于上面所说的那些方面，而且也限于和平的反革命这个问题，后者是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对这种可能性必须进行非常仔细的分析，特别是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家内部日益增长的矛盾使人有理由对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希望。
（二）革命队伍的异化与和平的反革命
让我们再一次从语义的辨析出发：我们怎样理解“社会主义”这个词？
这个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至少有两种含义——狭义的和广义的。就狭义而言，“社会主义”这个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它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就是说，是与私有制相反的任何一种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例如国家所有制、生产者联合所有制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经典的话，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社会经济形态的。当人们把针对社会经济基础而言的（划分社会制度的这个原则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社会经济形态”同针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言的“社会—经济的形态”，即不仅指基础，也指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混为一谈时，往往就忽略了这两者的细微差别。但这已经涉及“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广义含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