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决没有把社会革命的概念同其暴力形式联系起来，尽管他们没有排除这种形式。马克思曾预言，许多国家——其中有英国、美国、荷兰——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恩格斯在晚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成功寄予很大希望，并期望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在德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就已确认，在马克思提到的那些国家里，已不复存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可是，他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预见到，在某些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包围的小国里，有可能向资产阶级“赎买”政权。1917年，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寻找在俄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强调指出，从社会付出代价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较为“便宜的”解决办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来的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论点，可以成为真正的学术讨论的命题。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事实本身已足够清楚了，明智地说，它们几乎是不容争辩的。因此，“正统观念”的捍卫者今天面对西方革命进程的发展，仍然宣布在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武装的暴力革命这种完全偏离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就会更加使人感到诧异。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也明显是荒谬的，因为这样的武装起义显然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因为有关国家缺少相应的社会力量，而且也要考虑到外部条件，即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外部的干涉。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切证据都表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获胜的可能性，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一系列西欧国家表现为某种现实的东西。
反对这个观点的人提出了两个论据，第一，研究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仿效已为历史验证了的，因而有普遍意义的苏联革命模式；第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切企图，由于内部和外部反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干涉，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一个论据在理论上是毫无道理的，但并不因此而变得无害和没有危险，因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总有一些有影响的搞宗派的教条主义集团借助于这个论据，把每一个持不同意见者冠之以“修正主义”的可怕字眼。这种虚伪论调之所以缺乏理论根据，首先是因为它同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是矛盾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个模式是绝对有效和有约束力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它在历史上是很有价值的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功绩恰恰在于指出了，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各自历史条件的作用而获得解决的——解决的方法必然是不一样的。以往革命的经验，即使是最伟大的、从其历史后果看是最有意义的革命的经验，当新的革命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时，也不会是绝对有约束力的。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符合1917年沙皇俄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并且这些条件是以特定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列宁当时还想到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个模式，并急切地探寻实现这种模式的可能性，这就是在政治多元化的基础上（无论如何要依靠“左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模式。当我们今天还听到有人奇特地发出“正统”的声明，要求我们在所有国家忠实地仿效十月革命的模式，而同时又听到有人反复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可能只有唯一一种脱离社会发展条件到处适用的革命模式的经典论点，那么这只能证明，在“伟大的”政治中有时也有“渺小的”政治出来讲话。不管怎样，人们可以坦然地把用来吓唬根据情况而提出和平革命口号的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幽灵，送到寓言的王国中去。至于说到原则问题，这种指责全无道理。但是，这里并未回答判断具体条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