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支持新社会制度的社会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会发生什么情况，必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党是会孤立的，会感到自己作为新制度的保护者和捍卫者的职能受到了威胁，而实际上确实如此。于是，除了投降和挫败这一抉择之外，余下的只有物质的暴力了。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成为客观规律。因此，也就产生了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说，是以无产阶级名义行使的专政，而无产阶级本身却极为激烈地反抗这样一种代表机构。反抗表现为爆发的形式，往往甚至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的解释，即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不加掩饰地、不受任何法制约束地使用物质暴力。主张这样一种政权体制的人既不是尚未进化的野蛮人，也不是残暴的独裁者；在具体场合他们往往是被迫这样做的，为的是捍卫新的制度。这个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带上了这块污渍。党在这种情况下比方说就不可能允许自由选举，因为自由选举必然要导致党的失败。不论是残酷的物质暴力，还是废止自由选举（即便在执政党内），都不能被视为“民主的更高形式”，恰恰相反，这是对民主的最基本表现形式的否定，然而这决非是特殊的反民主倾向的后果，而是必然的事情，否则就无法巩固政权。
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才能理解作为对社会（也是对党本身）进行人身镇压的机关——安全机关的发展和它所起的支配作用。如果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缺少全社会的支持而对社会实行人身强制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建立一个专门的强制性机关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保证这一机关的有效性，它被赋予了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不仅一般地对社会而言，而且也对党，即那个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权而建立了这一机关的党。这样一来，党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个它亲手创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撒下的罗网！
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客观意义上的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实际情况决不像一些人所认为而且撰文著书所阐明的那样，说安全机关是一个独立于党的、与党争夺权力的机构；说人们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废除它，从而使党摆脱这个机关的压力。这是错误的，尽管安全机关发生了异化并且力求得到凌驾于党之上的权力。安全机关是党的创造物，在既定的情况下没有它党就无法行使权力。斯大林从正在异化中的安全机关的这种二重性中得出了结论：他定期地消灭变得过于强大的安全机关的领导人和这些领导人手下的人的“机器”，同时又不触动这个由他不断加以完善的机构的权力和效能。
但是，单单说对社会使用人身的强制手段并且创造一种在这方面的专门“机关”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机关的工作方式——由它所扩充起来的公民相互监视的制度、动用特务人员、告密制度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这些现象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并且由于践踏了人的品格而引起了无法补救的社会损失。
这是个单独的题目，这里我只提一下就是了。从社会的立场来看，这种现象最可怕之处在于，它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一定环境下的必然发展趋势；它不仅仅是“蜕变”或“畸形”，而且是在某一具体环境下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现象，是合乎规律的，甚至是必然的现象。把整个事情归结于对斯大林的可恶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并不是一种解释，这样只能掩盖现象的本质。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归因于个人，尽管这个人赋予斯大林以特殊的色彩。斯大林主义同体制的全部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体制受到条件的限制，从而阻碍了它的正常发展。为了改变这一点，发扬美德或者“惩罚所犯下的罪恶”是不够的。任何一个社会，处在这种非正常的条件下，都必然起到相似的作用，有相似的发展。因此，重要的是，防止这类异化条件的产生。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下述意义上的革命的异化，即革命所起的作用与发动它的人的意图相违背，而且也适用于党本身，党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异化。这可以说是我们选择的第二个题目，下面我就对这个题目提出些想法。
如果社会制度的变革发生在上述的条件下，一个作为先锋队的革命党将发生什么情况，又必然发生什么情况呢？那时将出现一种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颇有**力的过程，然而结果——就其对我们这里所说的党的命运而言——却是悲剧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