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在达尔文的发现的影响下，在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气氛中提出的。当时恩格斯所追随的主要思潮，是依据自然主义观点解释生命、知识和社会现象，自然主义是把人类历史当作自然史的延伸和特例看待，假定一般自然规律按特定形式也适用于人类的命运。当然，恩格斯并不怀疑人类历史自有特点，他也不断言动物界的规律足以解释人类社会，或不加修改就能应用于人类社会；其实，他甚至明确否定这样的做法，认为演化中的自然创造新性质，而人类社会是这种分化的一个实例。然而，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一般有机界的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差别时，仍旧说人不同于动物，人是按照有意识的目的而行动的，但是人的目的和行动整体看来符合历史的“客观”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与人是否实现它无关。这种思想同马克思的许多说法是一致的，但是那段文字本身若是指个人行动的意识性（这对支配整个历史的规律没有影响）是辨别人类历史的唯一特征，它就和马克思的意见不一致了。因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跟相信一般自然规律已把人类历史及思维规律同人脑的心理或生理规律看成一致（这是自然规律的特殊应用）的想法是不相容的。虽然，大体说来恩格斯相信可以根据自然史和进化规律来解释人，人要服从而且也能够理解这些进化规律；但马克思的见解是，我们所认识的自然是人——实践活动的器官——的延伸。当然，人没有创造自然，而且自然也不是主观想象的产物；但是我们的知识对象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我们同它的接触。换句话说，马克思谈到知识具有实践性，他的意思不仅是指兴趣是实际需要决定的，而且也指假设由实际行动来证实。人的实践是我们的知识的真正对象，知识永远离不开获得知识的实践的、结合情况的认识方式。脱离历史的复杂情况，我们无法冥想主体本身；Cogito（我思）是讲不通的。但是同样地，客体不能摆脱一件事实，即它是在实践关系中呈现于人的，纯粹是人的对象。同自然的实践接触，是我们的知识不能超越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现成的自然能够成为我们沉思和作用的对象。就我们而言，自然只是从我们的行动和需要的角度来认识的；知识离不开一个事实，即它是人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知识。另外，不存在那种超越的观点，根据它主体就能理解自然形式的真相，以便随后在自己的头脑中复制这种形式。意识的唯物主义解释，据马克思说是：头脑中的知识和其他一切——感情、欲望、想象和理想——都是社会生活和历史的产物。因此，人不能采取一种宇宙式的或神性的观点，抛开自己的人性，按照现实本身的存在理解现实，而不把它当作人类实践的对象。
可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潜在的先验论，和马克思的见解中占优势的人类本位说有明显的区别。从他们各自认识的黑格尔和黑格尔派辩证法的重要意义也能看到这种区别。恩格斯颂扬黑格尔在创造辩证法的概念结构方面的作用，而且把德国工人运动看作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唯一正统继承者，所以他认为黑格尔主义强调一切社会存在形式的短暂无常，是它的最大功绩。另一方面，他批评黑格尔的非辩证的自然概念，而且，他追随19世纪40年代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批评了“体系和方法的矛盾”。他们的这个提法是指，辩证法讲不断的发展和否定，因此任何“存在”形式或社会形式都不会是最后的，绝对总是达不到的；然而黑格尔却把某些宗教、哲学和国家的形式说成最后的、不可改进的，这就违反了他自己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