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可以用这三种动机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可是，这三种动机跟原先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不一致的。浪漫主义倾向分别来自圣西门、赫斯和黑格尔；普罗米修斯主义倾向来自歌德、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讲实践与自我认识的哲学（人作为自己的创造者）；决定论和唯理主义倾向来自李嘉图、孔德（马克思嘲笑他），也来自黑格尔。这三种动机都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但是在这三种动机中黑格尔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离开了他的用意。
这三种动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断出现，但是各自的力量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毫无疑问，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比在19世纪40年代更多关注他的见解的纯粹科学的、客观的、决定论的一面。不过，另两种倾向也没有丧失力量，仍然影响他的著作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及答案，即使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两种倾向经常有影响——本来在这类事情上往往如此。
马克思深信他已把他可以掌握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综合到一起了。按照他自己对他的著作的看法，像他是决定论者还是唯意志论者，他相信历史规律还是相信人的主动性的力量等这类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自从他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断言他借黑格尔思想的帮助克服了康德哲学中所主张的事实如何与应该如何的两面性，他根据自己的思想立场就能否定这类问题。
三、作为列宁主义来源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以上讨论的这些问题属于社会哲学的范围，在当前这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强大运动的时代，很难由此得出确切的政治策略。这种哲学需要加以解释和明确化，这样一来在先前谈一般救世论和末世论的阶段觉察不到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紧张关系和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关于必然与自由的争论在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争论到某一步就得决断革命运动是不是必须等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成熟，或者是一旦政治局势许可是否应当夺取政权。一般原则对解决这个问题没多大用处，马克思主义断言社会要成为一个整体，个人与社会间的一切障碍都要消除；下一步是得出实际结论，并把这断言转换成政治纲领的提法。受阶级的制约，同时又有普遍性的文明这个概念，也需要解释得再清楚些。国家“消亡”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要怎样造成它的消亡？信赖资本主义逐渐自动发展到共产主义的人，和强调革命积极性有创造性的历史作用的人，都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支持。前一派人指责后一派人有意违反马克思断言的历史规律；后一派人反驳说前一派人指望非人力的历史进程为他们革命，这也许就是说要等到世界末日。辩论双方各自引证马克思的话，但总起来看，那些引言并不证明什么，而按通常情况说，是用来支持为别的理由而采取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