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马克思简直不能承认人受自己的身体或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他在同马尔萨斯的辩论中表现出，他不肯相信有可能发生由地球表面积和天然资源所决定的绝对人口过剩。人口过剩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有关的纯社会事实，因为技术进步和剥削产生了工人后备军，形成相对人口过剩。人口统计情况不是一种独立力量，而是社会结构的一个要素，要相应地对它作出评价。
马克思忽视肉体和肉体死亡、性和侵犯、地理和人类繁殖力——他把这一切都化为纯社会现实——是他的乌托邦的一个最典型、却最不受人注意的特色。除了说明别的情况，它也说明马克思的救世论同基督教的救世论的通俗比拟（无产阶级当作救赎主，全体拯救、选民、教会等）在一个重要方面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拯救是人拯救自己；这不是神或“自然”的功德，而是集体普罗米修斯的功德，这个普罗米修斯原则上能做到对他居住的世界的绝对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创造力，是一个克服自然及自身的胜利者的进军。
第三，但是，普罗米修斯主义也有限制，至少用来解释过去是如此：第三种动机，即唯理主义的、决定论的启蒙运动的动机，可与它一争高低。马克思时常谈到，社会生活的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起着作用。可是他这话不是说社会生活的规律是物理学或生物学规律的延续，而是说这种规律必然地强加于个人，不可抗拒，和雪崩或台风一样。客观的科学思想要像博物学家那样研究这种规律，不带先入为主的教条、情感或价值判断，马克思自认为在《资本论》中就是这样做的。异化和非人化这两个规范性概念因而表现为交换价值、剩余价值、抽象运动和出卖劳动力等这些中性化的、非评价性的概念。在前面已经提到的意见调查表中，马克思的唯理主义和哲学怀疑主义在他喜爱的格言“怀疑一切”中已经表现出来。
在这种科学探讨中可以看出第三种自由概念，如恩格斯所说，自由是了解必然，是人们使自然规律能为己所用的程度，是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水平。
不过，这里也要有一个保留条件。相信有支配社会的“规律”，是根据对至今的历史即人类“前史”的解释。到目前为止，人们一向是受自己所创造的、却不加控制的力量——通货、市场、宗教神话的支配。严酷的经济规律和软弱无力地遵守这种规律的人之间的鸿沟，由于出现了对自身使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被填平了。从那以后，必然性不是外界强加的，也不在于有知识的社会工程师利用现有的技术规律。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区别本身已不再存在，迄今所理解的“社会规律”，即像引力定律那样的规律，大概也是如此。不过，虽然人可以认识、可以利用引力定律，却不能取消它，而且无论我们对它有没有认识，它一样起作用。这种意义上的“规律”一词不适用于在被人了解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社会过程，就革命实践来说正是这样。在这方面有一重要区别：至今一直支配着社会的规律与人的认识无关；现在认识了这种规律，并不表示它不再起作用。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规律的例证，因为虽然它是由历史引起的，但也是对历史的认识。
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一面同样适用于过去和未来（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非人化，盼望有一种统一状态），虽然普罗米修斯主义基本上是面向未来的（因为尽管人一向是自己的创造者，却没有意识到、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方面涉及的是人类仍关切的过去，尽管它注定不久就要被完全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