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置疑，提出像“生活的意义”这样一些问题的需要，现在已成为最尖锐的需要了。在我的脑子里曾留下一次深刻的记忆，那是一次跟耶朗基住宅区的大学生的会晤：在一个以关于世界观为题的报告会后，听众提出了一大批关于伦理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一些关于生活的意义的问题。一个听众突然说：“我请你别生气，也许你愿以自己为例向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我首先的反应是愤慨：竟以这样不良的态度来跟报告人开玩笑！然而当我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提问人和几百个瞻望着我的年轻人的脸时，我立即就体会到这是严肃的事情。他们倾听我的讲解时的那种肃静，确证了我的这个印象。我得承认，当时我就狂热地、坦率地表达了我的看法。直到那时为止，我认为这类问题是容许提出的，或至少是应予考虑和回答的。正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就应如此。
对新实证主义的批判，如对分析哲学的种种批判一样，并无碍于对它某些观点的承认。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如果问题不够清楚，就应该在分析它的提法时，弄清在问题中涉及的是什么，能对它给予怎样不同的意义。当然，这还不是对问题的全部解决，这只是个开始。应该承认，如果这种分析能使问题明朗化，那么这种分析已经是一种结果了。
有些人，不是很明确地，而是往往很隐晦地提出“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的用意究竟何在呢？毫无疑问，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主要的解释。
提出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的人，首先是在问生活的价值是什么，他要知道他值不值得生活。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并不需要知道提这个问题的人是否真想从一个否定的答案中得出些实际的结论，或者仅仅是因为想安慰他自己的苦恼。《传道书》中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斯多葛派则认为不应当对难逃一死的人们进行安慰，相反地，必须用种种理由说服他们应该活下去。
无论如何，死亡是使我们去追究生活的意义的主要原因。我们自己的死亡问题威胁着我们，但更多的是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威胁着我们。尽管人们自己面对死亡时感到无可抗拒的恐惧，他们在联系到一个亲人死亡时，却常有更尖锐的感触：人们对自己的死亡，是一种可能性的恐惧，但一个他所爱的人的死，则使他感觉到一种实际的恐惧。实际上只有在另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把他自己的死亡作为一件现实的事情来考虑。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天天想到自己的不可避免的死亡的逼近，那么他一定会变成疯子。要使生活正常，必须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感觉到时间的消逝（它好比生活的血液从血管中消失）。里尔克在他的《日记》里所谈到的那个尼古拉·库什米契，一旦意识到时间的消逝和它的价值时，他就成为无法生活下去的人了。
“生活是值得的吗”这个问题，并不只是由于死亡而提出来的。死亡，由于其无法避免，就把一切个人的努力和事业都置于疑问中，如果认为这些努力只是属于个人生活范围内的事，并把这种看法作为他判断和评价的依据的话。同样，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特别是那些不应有的痛苦，刺激人们去探求，这是值得的吗？为什么要受痛苦呢？
现在我们更懂得了那些联系到怀疑生活的意义的直觉，这就值得提出：生活是值得的吗？怎样答复这个问题呢？怎样才能作出一个同时也可以说服别人的答案呢？
显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积极性的答案，它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虽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痛苦，尤其是我们的亲人的死亡所引起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人还是值得生活下去的。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说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使人信服，而不止于说出显得并无根据的个人信念，我们也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