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我们还得承认，任何问题，在适当的概括程度上，可以成为哲学的这一分支或那一分支的对象。至于某些“一切归结于存在”的哲学家，他们禁止哲学去关心那些在另一角度下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这样终于取消了任何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这种倾向是可笑的；另一些哲学家的倾向也同样是可笑的，他们受到新实证主义的影响，想从哲学中消除所有传统的伦理问题以及伴随着的个人及其命运问题。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派号召联合向形而上学作斗争，然而同时它们双方都深深地陷在自己的形而上学里面。这种联合斗争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凡是现实的问题，即使用了最粗暴的诅咒，也是不可能被驱除的。
上面用了大段的推理来证实哲学中存在着人的问题，是针对新实证主义成见而发的。这些成见，在我们波兰流传着，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流传着。
说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受到两种理由的束缚：一种来自外部，即来自新实证主义；另一种则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问题在很久以来实际上成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品，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要加以反对。
人们时常写道，无论从其发展过程或从其所关心的问题的内容来看，对个人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哲学分析，是全部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路线里面的。事实上，如果从历史方面考察一下，就会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如果人们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即把它看作是人类的事业，就会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必须指向这个问题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我们需要了解的并不是把个人这个问题哲学化是否正当，而是要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最终被忽视了。
至少有两类原因在起作用：第一，个人问题之所以被挤到第二位，是由于群众革命运动的需要，群众革命运动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花去了全部精力；第二，对这个问题之所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轻视和冷淡，是由于这个问题越来越被反动的政治派别和思想派别大肆利用，来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第一类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不断增长而逐渐地消失了，但是第二类原因却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了。所以在这里需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对任何现象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评价决不会与同情或反感等自发的心理反应相一致。当我们在科学和哲学的分析领域进行活动时，更是如此。
没有一个科学问题或哲学问题不会受到歪曲，因为它总会被敌人所讨论或利用。在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是如此，在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因而这里是按另外的标准涉及了一种有害的非理性主义。如果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出现在一种唯心主义体系中间（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尤其是在关于认识过程中意识的能动作用问题上），那么，由此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必须赶紧把这个问题转移到唯物主义基础上，从而改造它的内容。相反地，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如果因为某个问题有其唯心主义的根源而抛弃它，那么这只会加强敌人而削弱自己。在反对的流派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垄断地利用着某个问题的理论的情况下，这事尤其明显。这种做法，除了证明对这个领域的问题的漠不关心和消极态度，此外还有什么呢？为什么要怪这个问题而不怪自己呢？
确实，关于个人的问题，特别是个人自由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作用问题，被唯心主义流派（特别是存在主义）利用着，并且在客观上和主观上被他们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我们已犯下错误，把如此重要、如此合理的问题放弃给我们在理论上的敌人，而对它保持沉默，甚至表示轻视。
其次，应当赶紧改正这种错误，从其最广泛的方面去研究这个被忽视了的问题，而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