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种情况下，对各种科学学说（即物理学、生物学等的研究成果）所采取的态度，对于判断哲学结论之是否具有科学性，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今天，有些人把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滥捧一气，并且以为如果现实不符合他们的哲学论点那它就糟糕至极，这种人肯定是不值得尊敬的。在这些问题上，科学的哲学明显地受着科学发展的影响。显然，哲学的解释是会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既得成果成为各种解释的主题的时候，以及要从许多已经证明的事实过渡到哲学概括而缺乏某些中间环节的时候。在这里，这些环节的缺乏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所以罗素说得很有道理，他认为，在完全的确定和证明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哲学的终结。
那么，当我们谈到生活的意义、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个人对社会的行为准则等问题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的吗？
是，也不是。说它是，因为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某些专门科学所科学地证明的事实；说它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是有分歧、很混乱的，而且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有哪一些专门科学可以作为依据。
那么，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这些问题和演绎科学或各种经验科学的领域中，甚至和某些哲学问题领域中的那些规定着科学性的一定的标准不相符合，所以可以作为莫须有的问题而抛弃吗？决不是这样。事实上，新实证主义把所有的伦理问题都记到莫须有问题的勾销账上了，但这决不足以证明这些问题的不合理，而只足以证明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为文化思潮，新实证主义的特点是把极大的自信和不容置疑的自负与最小的真实和持久的成就结合在一起。此外，这种思潮用来攻击伦理问题的反形而上学斗争旗帜，今天已被人鄙弃了，甚至它过去的信从者也谴责它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并且是属于劣等的形而上学的。
新实证主义的危害虽不足道，但在这里推论的错误却是明显的。在上面所见到的情况中，涉及的问题不同于像科学的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但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些莫须有的问题或不合理的问题。只要人们在死亡，在受苦，在失去他们的亲人，那么，关于生活的意义的问题总是正当的。例如，他们在问：生活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不可以自由地结束他们的痛苦呢？只要人们在生活中碰到发生矛盾的问题而需要作出决定和行动（往往对某些人做出善事，就不免对另一些人做出恶事），那么，他们总要问：怎样才是正当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作出决定；只要人们为了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却在社会上和别人的相反的意愿相冲突，那么，他们总要考虑他们的选择的自由的限度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和那些关于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论的问题，不是同样的问题。在这里，问题的提法是不同的，应当用另一种方式来加以考虑和解决。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再说一遍——说这些问题是莫须有的、不能成立的。
换言之，在哲学上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应该根据不同的考察来给予回答；至于这些答案的普遍性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它们可能包含多少真理，也是另一回事，要看所考察的领域中积累的实际知识而定。当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当那些论证依靠某种专门科学的方法而变成可以掌握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在原则上脱离了哲学的范围而归入这门科学的范围。专门科学的许多特殊问题和整个分支，正是这样从哲学的共同体上脱离出来的，而且还在脱离着。如果一个哲学家继续去接触这些问题中的某一个——他时常是应当这样做的——那么他就会深入某种专门科学的领域，但他单靠哲学的想象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的（我在这里不是说的那种哲学活动接触神秘境界的情况）。例如，任何本来属于先验的考察领域的传统的自然哲学已经消失了；虽然在今天哲学家们还在考虑自然科学的问题，不过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着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