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必须是一个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实行自治的社会，这样就会导致未来的国家消亡。这样一种“自治”的社会（在这里我们既不想先谈论它的形式，也不想先谈论这个要求的本来意义），要求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人去实现它，这些人都对完成自己的任务作好了相应的准备，他们是独立思考的、勇敢的人（指勇于维护自己的信念），他们在智力上全面发展，同社会融为一体（不同于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异化）。马克思用“全面发展的人”这个假设的模式来表达这种理想，列宁使用了一个通俗的表述，他说，每个女厨师都应该能够管理国家。我们不必去探讨这些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不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或者位于马克思主义顶峰上的其他某个“伟人”，都未曾产生过这个荒诞离奇的想法；靠经济罪犯或靠“驯服的”人（即那些接受“上边”来的一切命令的人，即使命令和他们的信念相抵触也在所不顾）去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更不用说靠异化了的人了。但是，在我们所描述的条件下，由社会所塑造的那种“新”人，恰恰必须具有这些性格特征。
关于这个题目，本来还有很多可谈的。这里，我只是有意地点一下题而已，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考虑的主要题目，它倒可能突破我们的题目所涉及的范围和结构。我的目的在于把我的主要论点的意思阐述清楚，即在一定条件下和平的反革命将威胁革命。我们现在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弄清楚，和平的反革命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阴谋活动和有意识的行动方式（这种行动只使用和平方法，也就是说，不使用武力和物质强权）产生的结果。这里说的是个自发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承担者和倡导者，从原则上说，对过程本身是根本不自觉的。相反地，他们往往可能完全确信，他们实现的是社会主义。恰恰就在这里反映出我们称之为“和平的反革命”的这个过程的深度和巨大的危险性：这个过程在向前推进，它的发展并不取决于参与这个过程的人是否意识到它（在这里，人的意识大半表现为神秘的意识，是典型的“虚假意识”）。只要产生这个过程的条件继续存在，它的向前推进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用生物学过程的类比来说明这种现象：如果移植一个器官，而这个器官从生理上说并不适合于手术者的机体，那么，这个移植物就会遭到排斥，它逐渐萎缩，并会危及机体自身的生命。把这个类比用到人类社会上，只是从下面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完整的，即人们在此情况下可以用暴力、用强制措施维持这个“移植物”的生命。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解决。那样一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我们所分析过的那些现象，和平的反革命完成了在既定的情况下武装的反革命所不能完成的工作，革命被“吞噬”了。
这一点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革命异化了，也就是说，它脱离了它的发动者的控制，开始以不符合所期望的方式，甚至同期望相矛盾的方式起作用，而且在社会关系方面变成了与原来意图相反的另一件事情。恩格斯在前边提到的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过去的革命的类似失败时小心地补充说（虽然他后面删掉了所补充的这些话），“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者也有可能遇到类似的情况，他想的就是上述情况。那些负责发动新的革命并制订其社会内容的人，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简单的，但它具有重大意义：包括革命在内的社会变革，都不能用唯意志论的方式强行实现，即使抱着最崇高的意愿也不行，它们必须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因此，人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的原则：“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因为这样现实一些。”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每个革命者必须遵循的道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