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就其作为居统治地位的政党所要发挥的职能而言，必须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这是势在必行的。说革命前的党是先锋队，那是指它的成员构成了运动的思想精华，他们是战士和理想主义者，准备为事业作出最大的牺牲。相对来说，非法的政党——鉴于它经常要冒巨大的风险以及对干部的需求量比较有限——人数是不多的，革命以后，党员数量在短期内猛增，一些从前只有几万成员的党，很快达到几百万人之多。这样一个党不可避免地要失去它先锋队的性质，即失去战斗的意愿和具有理想主义态度的中坚力量。相反，这个党在全然不同的意义上具有先锋队的性质——它的成员被赋予一切可能的特权。任何分析都必须仔细区分“先锋队”这个词的上述两种含义。甚至在那些接管政权后并没有去“猎取”新党员（比如有这样的情况：接管政权后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工人政党在活动——这是一个有历史依据的事实，这两个政党的传统和政治路线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成员数量便是决定它们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社会威望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如此，它们便不顾一切地努力争取新的成员）的政党里，短期内党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尽管党的外部标志和“礼拜仪式般”的意识形态公式表面上保持不变，但广大党员必然地丧失了自己的“信仰”，更糟糕的是，他们往往还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色彩”。这一点在我们所探讨的那些情况下，也就是在人民群众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同情新政权的情况下，表现得特别突出。要知道，新党员恰恰来自这些群众。新党员把他们的社会特征带入党内，这种特征是由这些人的社会出身，以及他们所属的阶级或社会阶层的心理结构等所决定的（比如，农民成分的人带着他们固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大批涌入党内，虽说第一代的新的工人阶级出身于农民）。他们不仅改变了党的构成，也改变了党的“社会心理”。他们还改变了党员在党内表现出的坚定态度（指他们乐于行动而言），他们把易于接受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要求，易于接受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等倾向带到党内。这些东西同党的正式的意识形态以及由党的老干部所代表的党的以往历史是相矛盾的。然而在这方面也自有办法：把意识形态转变为一种特殊的礼拜仪式（教会史的情况与此类似），把老干部清除掉——部分地由于生理原因，剩下的就靠进行相应的“清洗”了。斯大林作为新机构的“受命者”对老干部实行的大屠杀，以及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尽管其形式不那么剧烈的类似过程，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合乎规律的发展。有这些老干部就不能实行新政策，就不能明目张胆地放弃旧的意识形态和用全新的内容充实“礼拜仪式”。党在向群众党发展的过程中被涌进来的新分子所“吞噬”，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非常自然地构成党的群众基础，并且占据了党内要津。事实上，他们所热衷的是同党正式信仰的意识形态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是符合他们自己观点的意识形态。老干部被剔除了，完全正确地说，这并不是作为惩罚，而是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就要建设一种新社会制度这种不理智的尝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企图以纯粹的意志表现来代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从墓中对那些不忠实于他的思想的人进行的独特的报复。
从以上的论述中自然而然地可以看到，新的群众党脱离了，也必然脱离运动的旧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是我们所考察的第三个问题，即“党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