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片面的自然主义理论，它的必然结论是历史宿命论和机械决定论。贯穿《河殇》全部历史观基础的正是这种理论。撰稿者们鼓噪一时吵吵嚷嚷地宣扬的那种悲观的、宿命的、极端民族虚无主义的“黄色文明”理论，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上的一次大倒退。
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况是变数，它的理论形态也是如此。东方和西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具有明显的时代和民族特色。东方神秘的“天人合一”观念对陷入生态困境的西方人正在重新放射出迷人的光辉。但真正对人与自然关系给予科学阐述的，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人本主义，既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不是片面的“自然改造”论，而是唯物辩证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核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把握。马克思把自然界纳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提供了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又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新的思维方式。
一、理论视角的转换
人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自然界是人生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来源。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如此密切，以致一切崇拜和神化都是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的。最早的宗教是自然拜物教。最早的意识是自然意识，即对周围自然界牲畜般服从的动物性意识。最早的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描述。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最早的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可以说，原始宗教、神话、艺术、哲学，就其起源来说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虽然是从自然开始自己认识历程的，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找到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没有找到从哲学高度观察人与自然关系的适当角度。
哲学从其童年时代起，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点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或者说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它们毫不怀疑自然界先于人并在人的意识之外的存在，努力探求自然界的本质或本原，以便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它们就自然界考察自然，以便达到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这种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特别是对以自然规律为对象的自然科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评论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状况时说：“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78]
旧唯物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缺点也是很显然的。它们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而不懂得历史的自然，即处于一定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并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自然；它们也不懂得自然的历史，不懂得自然界由于人的参与而发生的变化。它们把自然与人的活动分离开来，一边是自然，一边是人，采取的是人与自然二元化的原则。它们坚持唯物主义，但陷入了形而上学。
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次视角的转换。同以往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把握自然不同，它们从主体方面把握客体，也结束了认为自然界没有任何历史的观念。但德国古典哲学以“先验自我”、“绝对观念”名义确立的主体，是无人身的主体。从这种主体出发来把握客体，只能使客体笼罩上神秘的主体性。无怪乎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人与自然的现实问题变成了抽象的实体和自我意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