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鍨（1930—2003），江苏泰兴人。1975年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规划委员会哲学组成员等职。
孙伯鍨早年所学的虽然不是哲学，但他对哲学的兴趣却由来已久。从自然科学、历史学那里绕了个弯来转入对哲学的研究，不但没有使他浪费时间，相反还使他更为准确地找到了一个介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入口，即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孙伯鍨从来不从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研究哲学，这与他所具有的上述知识背景是直接相关的。在他看来，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是指导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准则。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孙伯鍨从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研究，再到对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判性研究，再到运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现状与前途的研究，他纵横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在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伯鍨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刻领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动态的广泛了解，又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质的独到认识，因此，他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能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书选取了孙伯鍨发表于《哲学研究》1995年第12期的《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的《存在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两个文本。
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作者透过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入解读，详尽地阐述了作为新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实践概念的深层内涵。文章认为，如果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看作马克思历史观的骨架，那么实践要领就是这整个骨架的支点，也就是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是建立在实践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之上的。因此，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我们正确领会他的新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对马克思来说，在社会领域中，实践的观点其实就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实践出发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因为它要求把唯物主义原则和实践原则统一起来。
在《存在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中，作者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存在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理解的批判性考察，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唯物主义都更加彻底地贯彻了下述思想路线，这就是坚持存在对意识、物质对精神的本原性，或者说，在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承认存在或物质的第一性、意识或精神的派生性。如果说这里的“本原”或“第一性”的东西指的就是“本体”，那么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也只能限于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内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未在终极原因、终极本质或真理的意义上探讨过世界本体，它压根儿就没提出过世界的本原或本质是什么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只能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作为独立的体系哲学而显示其思想和文化价值的，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当然有其理论和逻辑体系，但这种体系不同于任何体系哲学，其中也不存在任何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独立的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