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不是动物式的“生存”活动，而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活动，即“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活动，也就是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活动。人类的这种变“理想”为“现实”的“生活”活动是一个无限的历史展开过程，而基于人的“生活”活动的人类思维，则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10]的思维的“至上性”的要求。哲学作为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了基于“生活”本身的人类思维的“至上性”要求，从而构成了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反思与追问，也就是构成了哲学的本体论。
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它以寻求“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方式，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找“根据”、“标准”和“尺度”；它又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作为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观念的各种前提，为人类的“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哲学的本体论追求表现了哲学的特殊性质，即表现了哲学“追根究底”、“从头问起”并且“穷追不舍”、“一问到底”的特殊性质。本体论所体现的哲学的这种特殊性质，正是理论化的人的超越性存在的特殊性质，因此，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就是理论化的人的自我追问，这种追求和追问不仅具有深刻的人性的合理性，而且具有人类性的普遍性。
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既根源于人类实践和人类思维的本性，又决定于人类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特殊要求，因而它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去寻求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根据。在哲学发展史上，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追问曾发生过一系列历史性的变革：古代哲学以追问“万物何以可能”的方式探索人类存在的根据，最终导致了一神教的产生；中世纪哲学以追问“世界何以可能”的方式回答人类存在的根据，其结果是构成了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本体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消解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的过程，也就是把“上帝”人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和“理性本体论”，为人的存在寻求代替“上帝”的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则更为自觉地以反思人的“认识何以可能”、“道德何以可能”、“自由何以可能”和“崇高何以可能”的方式，去探索人类存在的根据。黑格尔说：“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11]关于本体论，我们也应当从“它的发展”里去理解它的实质，并在对它的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引申”中，去实现自己时代的本体论追求。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本体论的实质是寻求“何以可能”的根据，而寻求“什么”是何以可能的根据，则构成本体论的历史。
二、黑格尔的本体论遗产和马克思对它的扬弃
为了具体阐明对本体论的这种理解，并为提出马克思的本体论问题提供历史与逻辑的前提，这里特别有必要阐释对黑格尔本体论的理解。恩格斯曾经提出，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既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12]，又“终结”了“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13]。据此一些学者认为，黑格尔哲学是“本体论的最后的辉煌”，哲学本体论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已经“终结”了。但问题是：黑格尔哲学是“终结”了“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的本体论的追求方式，还是“终结”了“全部以往的哲学”所进行的本体论追求？我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