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这虽然限制了传统哲学的范围和职能，甚至是对后者的一种消解。但却是哲学上的一种重要进步。随着各门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需要改变由哲学来支配，特别是代行其职能的状况。人们必须重新研究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现代西方哲学家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方法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等）。它们虽都有片面性，但大都不失为对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的新的、有价值的探索，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
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二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然而他又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而没有真正克服，甚至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二元论倾向。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进一步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来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尽管有时走向极端，但这毕竟包含了对与二元分立相关的机械论、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某种程度的否定。有的人还主张用人的实践活动取代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使哲学由主客分离的世界转向二者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
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些研究有时也有走极端的倾向，但毕竟批判了将理性绝对化和凝固化的片面性，揭示了人的精神意识活动的更多的层面和特性，扩大和加深了对它们的认识。这些未经理性改装和凝固化的本真的精神活动如同人的理性活动一样是通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达到对人的更完整的认识的重要门户。对它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这种理论虽然同样有片面性，但毕竟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至少对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及传统人道主义的种种弊端作了较大深度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