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对理性的倡导使西方哲学发展中发生了一次被称为认识论转向的重要变更。当时的哲学家们正是以理性为出发点为人的行动及全部现实生活制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尽管他们的哲学仍把世界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当作核心问题，但在理论形态上已与建立在感性直观和素朴猜测基础上的古代哲学以及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并使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中世纪哲学有着重要区别。他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对象（客体）的世界（也就是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2.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与新的转型的出现
但是，西方哲学在取得重大进步时却又隐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这首先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这导致了理性的独断。按照理性主义原则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了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其次，它虽然以理性思维（反思）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却又因将主客、心物等分离开来而陷入了二元论。而二元论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是以提出以人作为哲学的中心而开始其发展历程的。它要求摆脱旧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束缚，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和思辨形而上学倾向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上的一个环节（如体系中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自由和人格的尊严等由此被消解于理性思辨体系中了。这意味着近代西方哲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近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片面性和矛盾被一些当代哲学家称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等。这些不同名称从不同视界上表达了同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即要求建立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使之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对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和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然而它的缺陷和矛盾即使在当时就已被一些哲学家（例如与笛卡儿同时代的帕斯卡尔、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揭示。只是那时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使它仍然有存在甚至发展的条件。从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剧变，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认识基础的经典自然科学的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它必然被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必然出现新的转型。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而从那时以来西方一系列一反近代哲学发展方向的新的哲学流派（即通常所谓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样是这种转型的表现。
3.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毫无疑问，不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存在着种种片面性甚至谬误。它们也的确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不少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但是，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觉它们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