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体系问题，而体系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
一、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我国哲学界大家都是赞同的。如果说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人们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了，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这样赞成者有之，那样赞成者亦有之。反映在哲学体系上，其面貌就很不相同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以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斯大林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代表，其体系大体上都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组成，辩证唯物主义又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三大部分组成。实践的观点仅仅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线索仅仅被当作认识论的中心线索而贯穿于全部认识论。因此，在讲唯物论、辩证法的时候，都是同实践的观点不相干的。这样讲唯物论就很难与旧唯物论划清界限，这样讲辩证法也就排除了实践活动的辩证法。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而且由于缺乏一条贯穿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线索，也就不能正确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斯大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推广”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实际历史进程，不了解科学实践观的创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决定性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准确把握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曾经表示异议。1967年民主德国以A.科辛为首的七名哲学家共同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是冲破苏联教科书模式的一次重要尝试，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以实践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内容，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在革命实践中如何变革自己的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把人类和人类活动，即社会生活过程作为出发点和中心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撇开这个内容，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惜的是，这一探索后来由于外来的政治干预而被否定和禁止了。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长期因袭苏联哲学教材体系。1961年出版的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曾经是我国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的一本哲学教材。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力求比较充分地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但是，就体系而言，它与苏联哲学教材仍然大同小异，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依次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实践的观点仍然仅仅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