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91]同时，由于意识到自然与历史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必然性的独特方式。
首先，历史必然性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历史必然性。
其次，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92]。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必然性又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
再次，历史必然性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其决定作用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即历史必然性。因此，历史必然性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原则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这就是说，历史必然性只有合目的性、历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由于历史必然性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而且它是在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非精确限定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必然性。
黑格尔把维科以后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中，卓越与贻害是双生子。一方面，黑格尔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它开创了历史哲学史上的“绝对理性”时代，并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必然性的权威。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面把必然性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与人的分离，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属人的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人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
二、历史必然性实现并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
在历史必然性观念上实现革命变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不同于自然，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盲目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93]。但历史又离不开自然，社会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94]。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只能走向唯心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