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维科创立历史哲学以来，历史必然性问题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至今仍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争论的焦点；全面而科学地解决历史必然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类思想史的巨大贡献，然而，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现代又受到种种的曲解、非难和挑战。本文拟就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演变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对马克思历史必然性的研究。
一、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
从思想史看，从对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到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再到历史必然性观念的革命变革，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一历程是与维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率先探讨历史必然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历史哲学的开山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维科着重考察了民族的“共同性”，即历史必然性，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二是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各民族的历史都必然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在维科之前，神学历史观占统治地位，人们确信“人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维科则把人类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肯定了历史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维科历史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维科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然而，当维科宣布“人类创造历史”时，他又同时提出“上帝创造自然”。这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制造了自然与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开启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
卢梭进一步探讨了历史的必然性并认为历史具有内在联系，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历史进程不可逆转，而历史正是在对抗和矛盾中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过渡。卢梭已经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及其必然性了，由此而显示了出乎他的时代意料之外的历史主义敏感，“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88]。
卢梭的辩证方法为圣西门、傅立叶所接受，圣西门、傅立叶把历史必然性观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首先，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傅立叶断言，社会发展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开化期、奴隶制度、神学—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未来“实业制度”，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傅立叶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即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和未来的“谢利叶”时代，并认为这五个时代的产生都具有必然性，是“经济上命定”的。其次，社会内在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必然性。按照傅立叶的观点，人的内在情欲和外在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社会的变革依生活的和经济的行为为转移”[89]。圣西门则把历史分为现象和本质两个形态，并认为政权的更迭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的本质是财产的分配和经济的安排。
可以看出，圣西门、傅立叶已经向理解历史必然性的唯物主义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从总体上看，圣西门、傅立叶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他们力图把历史观变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并按照自然必然性的特点去理解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历史必然性。圣西门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社会物理学”。傅立叶断言：历史规律“完全符合于曾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90]。如果说维科是人本主义历史哲学的奠基者，那么，圣西门、傅立叶则是科学主义历史哲学的开拓者。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正是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解体中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