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历史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这些问题自从人类史产生以来就是一个谜。人类的整部思想史、哲学史都表现了历史学家、哲学家们为破解这个“历史之谜”所做的努力。然而，他们不是把历史归结为上帝、神灵、精神，就是归结为抽象的人。维科提出“历史是人创造的”思想，确定人是历史的主体，这无疑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但是，在维科那里，“人”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人是什么”、“为什么人是历史创造者”、“人如何创造历史”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它们继续困扰着维科以后的哲学家、历史学家。
《形态》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它首先揭示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真实关系。这种揭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欧洲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神学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都或明或暗地颠倒了这种关系，把历史变成神灵主导或精神发展的历史。
《形态》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8]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首先表现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科学的历史观的“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9]。
在人类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哲学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继承这个传统。《提纲》开宗明义就批判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指出它们的问题不在于坚持物质本体论，而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对物质本体“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换言之，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缺少辩证法和实践的内涵，因而无法解决自然世界如何过渡到人类世界的问题，无法正确解释人类的历史。
人首先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始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自然界的先在性、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神学历史观才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否定自然界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
《形态》提出的“人化自然”的思想，是一些学者论证实践本体论的主要根据，但这一“根据”是建立在引用者的主观解释之上的。我们先看看《形态》是怎么说的：
他（指费尔巴哈——引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