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强调实践的根本性意义，完全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发挥。《形态》这里用的词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将“实践的”三个字标为黑体。《形态》的两位作者无意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标示他们的作为整体的唯物史观。这里实际上是在强调唯物史观之实践观点的两层含义：唯物史观的实质与功能。作为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一样主张物质本体论，不同的是它对物质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和变革，在物质本体论中注入了实践的内涵，所以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质与功能是统一的，以唯物史观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共产主义者，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如果说“历史决定论”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那么实践观点则表明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这两者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是这一体系的两根支柱；它们都只是唯物史观一个方面的根本原理，其中任何一个原理都无法包容和表达作为整体的唯物史观。笔者并不反对“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从突出实践的意义而言，它有其合理性，但用它来定义唯物史观则是片面的，有陷入忽视历史发展规律之虞。
第三，至于把唯物史观等同于人道主义历史观，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形态》是一部批判性巨著，其批判矛头恰恰主要是指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这一批判是《形态》中最精彩、最有理论创新性的篇章之一。人道主义历史观是对神学历史观的否定，在思想史上无疑是重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从封建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思想先导。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历史观就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受到过费尔巴哈的启发与影响；但他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恰恰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同时清算后者对自己的影响中完成的。费尔巴哈同他的理论先驱一样，把抽象的“人”作为其历史观的核心：他“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6]，阐发的是“人——非人——人”的抽象公式，即从抽象的人出发，最后归结为抽象的人。正如《形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7]这种脱离的根源就在于抽象的人学归结，即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种归结把历史动力归结为人的意识、情感或精神，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笔者认为，关于唯物史观，最有权威的论述还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恩格斯的定义：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归根结底是现实个人的历史。什么是人、人如何发展，这一历史主体及其发展的问题是任何历史观都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同的只是对这一问题回答的方式、内容和观点。其中的关键是对“人”的不同看法。恩格斯这里讲的是“现实的人”的发展，即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这就同一切唯心历史观区别了开来。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用这一命题来定义唯物史观具有全面的包容性，即所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是围绕着这一命题而展开和论证的。今天重读《形态》，可以发现，整部《形态》从内涵到结构，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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