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中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都是以反省理性、批判理性为使命的。所谓科学主义思潮，它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作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是把哲学自身当作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了“上帝”，造成了“理性的**”，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也就是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它则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作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是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
同整个现代哲学一样，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任务，也同样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历史任务，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的。但是，我们特别关切的是，在下述三个方面，马克思哲学与作为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具有不容回避的原则区别，并因此显示了马克思哲学的不容否认的当代价值。
第一，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5]。由于现代哲学只是把“对宗教的批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而不是把“宗教”当作唯一的批判对象，因此，现代哲学的使命就不仅仅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必须致力于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现代哲学所面对的“非神圣形象”，也并非仅仅是抽象的“理性”，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因此马克思要求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并具体地展开了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从而实现了“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即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实践转向”。
第二，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哲学，既不是像科学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力图以“谦虚的理性”即“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拟科学”的哲学，也不是像人本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冷酷的理性”，试图以“丰富的人性”即文化的多样性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拟文学”的哲学，而是如恩格斯强调指出的那样，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用“现实的理性”（实践）去批判“抽象的理性”（绝对精神），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真正地扬弃了近代哲学所造成的人在“理性”这个“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