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信仰的时代”的中世纪哲学，它理论地表征着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人在“上帝”中的“自我异化”。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上帝”就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圣形象”，而人本身则成了依附于“上帝”的存在。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3]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以宗教的方式而表现的“人的依附性”存在的生存状态。而中世纪的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则恰恰是理论地表征着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它的根本使命就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由此便构成了贯穿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的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即“上帝”的“人化”过程。
近代西方哲学“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以“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凌驾于人的“理性”之上，窒息了理性对世界的求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和科学的发展，因此，表征近代精神的近代哲学，以其所弘扬的“理性”精神塑造和引导了长达数百年“理性的时代”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哲学在精神领域取得了独占的统治，除了理性，再也没有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
把“理性”变成“上帝”，也就是用“理性”这个“非神圣形象”去代替“上帝”这个“神圣形象”，这种代替集中地显示了以“理性的时代”为标志的近代哲学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近代哲学实现了人在“理性”中的自我发现，即以“理性”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了人的“理性”；另一方面，近代哲学又使人在“理性”中造成了新的“自我异化”，即以“理性”构成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理性”变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本质主义的肆虐”。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时，就极其精辟地阐释了这种“理性主义”哲学与整个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即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把人的本质“归还”给“理性”的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正在受“抽象”统治的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也就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生存状况。
近代哲学的历史任务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的“理性”；所谓的现代哲学，它的历史任务则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异化给“理性”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作为个体的个人。因此，如果我们把整个近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理性的时代”，那么，我们可以把超越近代哲学的现代哲学概括为“理性的批判”，而把现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反省理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