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把“任何真正的哲学”比喻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个比喻精辟地显示了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不可割裂的统一性：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它总是结晶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则总是凝聚为“文明的活的灵魂”；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与文明之“活的灵魂”的统一，则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尤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其根本的使命与价值就是用“文明的活的灵魂”塑造和引导新世纪乃至新千年的时代精神。
一、时代精神的变革与哲学使命的跃迁：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就对时代的变革与哲学的使命及其相互关系作出过这样的论述：“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既总结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状况，又提出了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非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这两个“消解”的对象与任务是不同的，因此，这两种“归还”的内容与使命也是不同的。
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从经济形态上说，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人的存在形态上说，是人从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过程；而从文化形态上说，则是从“神学文化”转化为“哲学—科学文化”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所构成的时代精神的变革，是哲学使命的历史性转换的最重要的生活基础。
如果说前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所要求的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并从而造成“人的依附性”存在，即造成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那么，取代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则是反对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而要求人的现实幸福、反对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而要求人的理性自由、反对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而要求人的天赋人权，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取向的统一，即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和民主法治的政治取向的统一。市场经济的这种价值取向、思维取向和政治取向的统一，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存在方式从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换成人对物的“依赖性”存在。这是人类从自然经济中的生存状态跃迁为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状态所实现的历史性的飞跃，同时也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从“依附性”的存在跃迁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所实现的“时代精神”的飞跃。
人类存在的历史性飞跃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精神的飞跃，以理论的形态而构成哲学理念的飞跃，这就是从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的哲学跃迁为近代的“理性的时代”的哲学。从总体上看，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正是在“自我先于上帝、理性先于信仰”的哲学进军中，理论地表征了以“理性的时代”取代“信仰的时代”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地表征了人从“依附性”的存在到“独立性”的存在的历史性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