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各种活动的辩证结构都应该归结为活动主体的有限性和抽象性，正是因为特定主体活动必须拥有一个特定的立足点，所以也就必须拥有一个“一”贯的原则。而任何“一”贯的原则都是抽象能力的结果，要适应周围世界的复杂性，就必须在抽象的基础上超越这种抽象性，这一超越就具有辩证性质了。由此考察各种活动，我们就有可能理解这种同构性的真正基础，同时又确保了各种活动在“质”上的独立性。但是，我们又不能将各种活动等量齐观，而必须选择一个理论进入的切入点，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原则，这个切入点就是生产活动。因此，马克思对理论的辩证性的考察总是由生产活动或经济活动入手的，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将理论的辩证法归结为生产活动中的辩证结构，因为这两种活动又必须回溯到一般的人类活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如法炮制”了黑格尔的方法，将“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其结果自然是将“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60]。而事实应该是，“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61]。“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62]这里马克思批评的对象主要是理论哲学的观念，其目的就是要将理论活动重新置于现实的基础即人类活动上来。当然，马克思这里的论述的确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旨在将社会关系和理论的范畴都归结为生产劳动——事实上这正是世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最流行的误解。但如果这样的话，马克思对理论哲学的批判便显得矛盾了，似乎他是在立足于一种坚定的理论哲学立场来批判理论哲学本身，而我们不难理解，如果能以理论哲学本身为批判对象的话，那么这一批判本身就不可能是理论哲学的。毋宁说，马克思是以生产活动为视角来考察其他两种活动的，由于各种活动之间的同构性，这一考察无疑是合法的。马克思哲学的这一视角的选择实质上正体现了其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有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事实本身的理解。
明了了理论活动与生产和交往活动之间的关系之后，作为理论过程的辩证法的产生就不难理解了。人的理论活动，如同生产和交往活动一样，是一个统摄、整合杂多的过程。区别于生产活动中所借助的劳动工具体系以及交往活动中的规范体系，理论活动所借助的中介则是逻辑的概念体系，这种体系是由语言符号表现出来的。与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一样，在理论活动中，主体所具有的中介也是一种“一”，一种普遍性，而对象则是“多”或特殊性。通过活动，“一”统摄了“多”，把握了“多”，把“多”综合为一个整体。这一过程便是思维以语言整合感觉的过程。由此活动，语词统一了感觉，扬弃了其杂多性把一个个杂乱的感觉归结为语词所标志的“一般性”之实例。[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