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论活动的辩证结构与辩证法
上面的生产和交往活动的辩证结构表明，辩证的结构是根植于活动主体的有限性和抽象性之中的，那么这里我们就不难推断出，理论作为人的一种特定活动，其本质结构也必定是“辩证”的。[58]因此，若涉及理论的根本或理论作为“透视”的结构本身，便不可避免地产生辩证法。前面对辩证法本质和历史的探讨已经表明，各种形态的理论的辩证法的本源就是理论活动本身的辩证结构。当然，这是我们自觉立足于实践哲学立场之上考察的结果，而就各种理论哲学而言，事情却并不是这样的。以往对于理论的辩证法主要存在这样两种看法，一种是把理论的辩证法归结为其对象，也就是自然实体的自身结构。这种看法无疑是与古代哲学的思维范式相匹配的，我们以往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释实质上也就是将这种观念与近代唯物主义进行结合。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理论的辩证法源于某种统治着世界、支配着万物的“理性”或“精神”的固有结构。这无疑就是近代主体哲学的辩证法观念，青年卢卡奇的辩证法实质上就是在这种观念之下产生的。现在我们将辩证法的原因归为理论活动本身的结构，那么它涉及的就不可能是某一自在的客体或者抽象的主体，而是现实主体的现实活动。当然，除了理论活动本身之外，对生产劳动和交往活动及其辩证结构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作为一种理论过程的辩证法的必要前提。
如果将理论理解为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那么理论活动的辩证结构与前面两种活动的辩证结构之间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了。前面我们已将两种活动的“辩证”性追溯到活动主体的有限性，而这一主体同时又是理论活动的主体，那么理论活动无疑应该具有相似的结构。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生产活动还是社会交往和理论活动中，都存在一种“一”与“多”的矛盾和人的统摄行为。生产活动中的工具、社会的组织和阶层划分以及理论活动中的逻辑分类和范畴，都将这种统摄行为以及其中的辩证性质展示出来。这些活动领域之间的相似性已为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尽管他们不能明确地表明这种关系的实质。如弗雷泽就认为人的社会关系要以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而涂尔干则认为事情刚好相反，人们之所以将事物如此分类，正是因为他们是依据氏族划分的。“最初的逻辑范畴就是社会范畴，最初的事物分类就是人的分类，事物正是在这种分类中被整合起来的。”[59]因此，作为概念的分类的逻辑分类是久经锤炼才最终形成的。无论是弗雷泽还是涂尔干都不能正确地揭示这种同构机制的本质，前者所采用的大致是近代哲学的观念，而后者则不能给予其结论以充分的证明，无论是事实的证实还是逻辑的证明。事实上涂尔干的观点还存在着抹煞理论活动的独立性的危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发现了理论逻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同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涂尔干同样考虑到理论活动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同构性，那么就不会简单地将逻辑分类归结为社会的分类，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以同样的理由将逻辑分类归为生产活动的工具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