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几乎都肯定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但如何统一？三者之中孰为先孰为后？其间的主从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各个哲学家、各个时代有各不相同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之不同是与时代性、与人们对人生的意义和历程的看法紧密相连的。
一
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尚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人们更多地重视日常实际生活的兴趣，对美的衡量标准往往深受现实的事物以及与意志、欲望联系在一起的道德观念即真与善的制约。哲学家们虽然以摹仿说的形式（审美意识的低级形式）把美同真与善作了区别，但事物的现实性和道德观念（真与善）却对美起着主导作用，真和善居于优先地位。
古希腊艺术常被称为摹仿性艺术，摹仿性艺术的特点就是摹仿现实事物，现实事物是衡量艺术的标准，正是根据这个标准，柏拉图才贬低艺术，因为它是对现实事物的摹仿，而现实事物又是对理念—真理的摹仿，艺术成了对摹仿的摹仿。所谓“同真理隔三层”说就是此意。[2]亚里士多德扩大了先前的摹仿的一般含义，认为艺术应摹仿事物的普遍性和理想性，而不是简单摹仿现实事物的形象。因此，就美与真的关系而言，亚里士多德比起柏拉图来倒是更深入了一步，但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仍然是真对美起主导作用。按照摹仿说的观点来看艺术美，美显然是低于现实事物的东西。
摹仿性艺术也必然使艺术美受善的制约：摹仿就是再现，艺术既然是现实事物的再现，那么，道德的现实事物再现于艺术品中就是道德的，不道德的现实事物再现于艺术品中就是不道德的，艺术上的再现以实际生活中的善与不善来衡量。苏格拉底认为美的标准就是效用，对人有效用价值的就是美，没有效用价值的就不是美。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美放在从属于道德上的善的地位。善总是与人的意欲效用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不能把善理解为功利主义，就非功利主义这一点而言，美和善一样不是服务于外在目的的手段。柏拉图把艺术美看作是服务于和从属于善，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柏拉图断言：为了要把握善本身，需要通过美的东西，“尺度和比例处处都是和美与德行同一的”[3]。美的东西是善的显现，美因其本身有闪光、为人所爱，从而诱人从善，美追求善。[4]柏拉图虽然承认有不以道德为目的的艺术，但他又认为这种艺术很难与道德分开，而且道德艺术高于不以道德为目的的艺术。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把美界说为善：“美是一种善，美之所以能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5]
不过，古希腊艺术也有其区别于真和善的独具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艺术品具有比被摹仿的现实事物更多的意义。与此相应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审美兴趣有不同于实际兴趣之处。例如，柏拉图强调艺术品所表现的是事物的形象，而非实际事物本身，后者是“对象”，“对象”不同于“形象”。而且，古希腊人一般都认识到美在于多样性统一的感性表现，这是不涉及促进道德上的善和增加真理的程度的。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古希腊哲学家们大多重视几何图形和比例，认为这些乃是美本身的体现。柏拉图在《大希庇阿篇》[6]中还区分了审美感官与非审美感官，这也说明他看到了审美兴趣之不同于实际兴趣的独特之处。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善和美是有区别的”[7]，他认识到审美兴趣所带来的快感不同于实际兴趣的快感，但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模糊不清、动摇不定的。[8]
从总体上看，在古希腊，摹仿性艺术占统治地位，审美兴趣深受实在和实际的兴趣所制约，美从属于真和善，独立意义的专门的美学尚未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认识（面对最高真理）、实践（伦理道德和政治）、创造（艺术：包括人工制作和我们所说的艺术）。三者之中以认识为最高，真和善主导着美。这似乎代表古希腊思想的主流。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