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隐蔽的东西与显现的东西都是具体的，并不是说它们不包含普遍性概念。现实世界总是事物与理的具体结合，普遍性概念都寓于感性具体事物之中：在场的、显现的东西固然是事与理的结合，是普遍性概念寓于感性具体事物之中，同样，不在场的、隐蔽的无穷关联亦是如此。真正富有诗意的、以显现隐蔽为特点的艺术作品，其所言说出来的东西本身（在场、显现）是事与理的结合，是普遍性概念寓于感性具体事物之中的东西，其所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即未说出来的无穷关联（不在场、隐蔽）也是事与理的结合，是普遍性概念寓于感性具体事物之中的东西。这种无穷无尽的关联，不像典型说所要求显示的普遍性概念那样是有界定的。《红楼梦》所明白说出来的故事情节是事与理的结合，是有限的，其所留给人想象和玩味的人生意义也是事与理的结合，但它是无穷无尽、不可界定的，永远说不完的。[14]
这种以“有尽”表现（言说）“无穷”的诗意境界，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叫作“意象”说。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15]这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诗意的最高处在于引人从有形有象有言的东西（有限）中进入无穷无尽的（“无垠”）的“冥漠恍惚之境”，前者是显现于当场的，后者是隐蔽的、不在场的，言在显现的有限，而意在隐蔽的无限，这无限的隐蔽物就“含蓄”于显现出来的有限物之中。王国维在评价白石词时说过一段似乎是给“意境”下定义的话：“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可见，第一流的诗在于有意境，而意境就是要人感到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叶燮关于诗中“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的论述[16]，它提出了无论显还是隐都包含有事与理的诗意结合，而非脱离具体事物之理或抽象的普遍性概念。王国维似亦认为“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即隐蔽的、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动具体的东西，他所讲的“隔”与“不隔”的区别或亦可作此解：他引证欧阳修《少年游》词的上半阕后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人间词话》）。联系王国维在别处所引“隔”与“不隔”的诗例观之，也许在他看来，越是具体生动的东西便越是“不隔”，反之，就是有不同程度的“隔”。王国维还明确主张，“诗词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人间词话》），“题”总是意味着确定的或概括性的东西。不过，这里不是专门研究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地方，就不再作详细的讨论了。
中国美学思想所讲的“意象”，都与“意境”以至“境界”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叶燮的“冥漠恍惚之境”就是一种高远的境界，是“诗之至处”，它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万物一体”即显隐之综合为一。这种能引人进入此种境界的艺术，比起摹仿性艺术和显示典型之艺术来，我以为应居艺术之最高峰。[17]把这种境界与平常所谓漂亮、美丽、娱乐意义之上的美相提并论，显然降低了提高境界的意义。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虽然也讲到漂亮、美丽、娱乐意义之上的美如宋朝之美、美言不信之美等，但居于中国美学思想之中心地位的是“意象”、“意境”乃至于“境界”。我以为我们今天的美学应继承中国的这一思想传统，以提高境界为指归。德国18世纪的音乐家乔·弗·亨德尔说过：“如果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那我感到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18]我以为美学的最高目的也应是“使人高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