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主张通过“心斋”、“坐忘”以达到“同于大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境界。所谓“心斋”、“坐忘”就是除去思虑知识，有点类似谢林的浪漫式的直观方法，不免有“手枪发射”、一蹴而就、缺乏“公开性”之嫌。孟子主张通过“强恕”、“求仁”、“反身而诚”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这是走的一条非浪漫式的道路。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0]这段话说明孟子所走的道路艰苦曲折，与黑格尔所主张的否定性过程即忍受痛苦、劳作之类的对立面而又能战胜对立面的过程有相近之处。但这只是就孟子与庄子对比而言。孟子作为东方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当然远未能达到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的水平，我们不能要求孟子把他所走的非浪漫式的道路提升到主客对立而又不断克服这种对立以达到统一的黑格尔哲学的高度。相对于黑格尔主张哲学的“公开性”在于经历漫长曲折的主客对立和不断克服对立的“陈述”过程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庄子的哲学还是孟子的哲学（包括宋明理学对孟子哲学方法的发挥），都是比较缺乏“公开性”的。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应该既坚持其“奥秘性”，具体地说，即坚持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高远境界，又要强调“公开性”，强调达到这种高远境界所必需经历的道路和过程，具体地说，我以为就是要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矛盾和克服对立矛盾的过程。
二
黑格尔所谓哲学的“奥秘性”和“公开性”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讲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关系问题。有限的东西总是在自身之外尚有他物与之对立，有他物限制着它自身，常识与知性只看到事物的有限性，而黑格尔则认为哲学正是要把常识和知性的观点“颠倒”过来，看到任何一个有限的东西不单纯是与他物对立的“自在的东西”，而且是构成自身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限的东西在他物中仍然保持在自身中，主体在客体（对象）中仍然保持在主体自身之中，这也就是黑格尔所用的一个术语：任何一物不仅是“自在的”，而且是“既自在又自为的”[11]，这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而这种同一性正是黑格尔所崇奉的精神的无限性。有限性讲的是一物与他物、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相互限制，无限性讲的是一物与他物、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调和、相互统一。从有限性的眼光来看，无限性是“奥秘的”，哲学正是要尊崇这种“奥秘性”。但黑格尔强调，无限性只有通过有限性才能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或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只有通过它们的对立性、矛盾性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哲学的“奥秘性”，或者说无限性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并不是远离人的有限性精神而高不可攀的，它对有限性的精神（人）来说是可及的，“公开的”。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性正在于他主张哲学要“超越”有限以达到无限，但必须在有限性中、在对立的东西中实现这种超越；精神的无限性具有“绝对否定性”的内在动力，能不断地否定有限性，所以离开了有限的东西，就没有可以超越的东西，离开了对立的、矛盾的东西，就没有可以调和、可以统一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所提倡的超越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