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思与老处女[1]
20世纪40年代初在昆明西南联大念书时，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娱乐活动之一就是周六晚上去南屏电影院看美国电影，好莱坞的影片和影星成为同学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由于影片都是翻译过来的，话中总不免要议论到片名翻译的好坏。当时的南屏电影院放映过许多吸引联大学生的影片，如《鸳梦重温》、《翠堤春晓》、《蝴蝶梦》、《长相思》，等等。这些影片之所以吸引联大的青年学生，除了内容本身之外，就是这些片名的翻译之典雅动人。同学中盛传，南屏电影院放映的这类影片有许多是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西南联大西语系讲授英语诗的教授吴宓翻译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我至今也没有考察过。我这里要说的是联大同学们对这类翻译的赞赏和议论。别的影片且不多说，单说《长相思》这部影片的译名。影片的原名直译应是“老处女”（OldMaid），译者却按照内容把它意译为“长相思”，“老处女”这几个字似乎只是在播放时出现在下面的括号里（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记忆，不一定十分准确）。
据我所知，许多同学都曾对这样的翻译拍手叫绝：“如果直译成‘老处女’，那该多么庸俗呀！也太**裸了。现在这个译名，多么典雅，多么含蓄！”
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沉溺在这样的赞叹和审美趣味之中，不时要向周围的朋友讲述上面的情节，朋友们亦多点头称是。不料前几天在向一位学文学的中年朋友重述这段往事时，他却一听之下，便脱口而出：“要是在今天，不如直译成‘老处女’才更能吸引人，**裸的，‘长相思’这个词儿对于当今大多数青年人来说太渺茫了。”这位朋友的寥寥数语仿佛把我从梦中惊醒，同时也把我带入困惑之中：时代变了，我落后了。这是代沟？还是审美趣味的不同？抑或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和解放？
记得在青年时期读朱光潜先生关于文艺心理学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审美意识的“距离说”，他举的例子是《西厢记》里的一段词：“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把一个**裸的性行为写得如此生动具体而又富有诗意。我当时极其欣赏这几句词，也赞扬过朱先生的分析。时隔半个多世纪，大约一年多前，在一家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位女士写的文章，谈她丈夫和她的**镜头：“他一上来，三下两下就完事……”言下之意，不免丧气。真够**裸的！初读之下，倒也佩服这位作者的思想解放。心想，这本是人皆有之的事，有什么可以掩饰的？封建社会那种以天理压人欲的观念应该彻底打破。其实，我当年在欣赏“春至人间花弄色”的词曲时，也同时信奉性决定一切的西方理论。不过，在佩服那位女作者的描写之余，又总觉得失落了一点什么。是不是该给“**裸”蒙上一层薄纱呢？也许这就是美。西方许多有艺术价值的人体雕刻和画像，虽说是赤身**，但由于灌注了艺术家的灵感，实际上仍然可以说是蒙上了美的薄纱。今年夏天到武汉，街头巷尾不时听到这样一种关于穿着的流行说法：“男的长裤长袖，女的越穿越**。”我以为**如能与一位女士的高雅风度和内在气质相结合，那的确是一种美。
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士对我说过她的一点经历：“念中学时，情窦初开，想说我爱你，却不敢出口，便说我喜欢你，意思是想遮掩一下。现在，只要想说我爱你，便可脱口而出，但是要像某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样把‘性感’这样的词儿搬到屏幕上，我还不敢。”从不敢说爱到敢说爱，从敢说爱到敢说性感，真是越来越**裸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步伐，也许这里亦可追寻到一种美的享受。但无论如何，硬要像某电视剧那样把“狗×的”搬到屏幕上，恐怕就不是一个**裸的问题了吧。《红楼梦》里薛蟠的那句“女儿乐”，可谓**裸到了肮脏的地步，却表现了曹雪芹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艺术天才。但据我的记忆，某电视剧将粗话搬上来似乎并非有意刻画一位人物的粗鄙。
我们的老祖宗无论在衣着、在男女之情、在待人接物诸方面，一般地说，都太重掩饰，以至于不少西方人至今还在说我们虚伪。我并不同意西方人的责备，但针对我们的旧传统，无妨**裸一点为好。只是掩饰也许更容易造成美的印象，而要给**裸蒙上一层美的薄纱，却并非易事。
[1]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00-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