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摹仿的超越是极其初步的，它距离有限还很近很近，而距离无限还很远很远。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尚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古希腊艺术就常被称为摹仿性艺术。例如神的雕像在古希腊人眼里就几乎很难说是无限的神秘力量的象征，而似乎是看得见的某个有限的现实人的肖像。所以，古希腊艺术的摹仿一般只限于对有限的现实事物的摹仿。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这种看法作绝对化的理解，古希腊艺术也是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象征意义的。与古希腊这种摹仿性艺术相应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理论也流行摹仿说，而不重视艺术的创新方面，柏拉图关于艺术只是摹仿现实事物而非摹仿真实的理念（这里只是就柏拉图明确表现出来的主导的理论观点而言）从而断言艺术低级的理论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柏拉图虽然说理念是美的，但这种意义上的美不是艺术的美、诗意的美，而是与哲学上的真同义的。当然，有两点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柏拉图毕竟提出了摹仿是形象而非事物本身，这就在艺术观上提出了一个审美形象的概念，为以后的美学理论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而审美形象也正是我前面所说的对有限的现实事物的一种超越：因为审美形象不关心现实事物所具有的效用意义和感性欲求的满足。第二，柏拉图提出了想象在摹仿中的作用，想象乃是摹仿的心理媒介。尽管我们根据现当代人的观点，批评柏拉图把想象纳入“原本—影像”的旧公式[12]，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他关于想象的作用的思想，毕竟也是超越有限性的一个步骤，尽管只是初步的。
亚里士多德仍然认为美的艺术是摹仿的艺术，但首先，“摹仿”一词所包含的飞离有限的意义在上引关于摹仿给人以快感的两层原因的论述中表现得很充分了。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摹仿的艺术如雕刻、绘画、诗歌等，即使被摹仿的对象本身并不给人以快感的时候，经艺术家描绘的该事物的形象却能给人以快感，因为人们可以从中领悟、推断出此形象就是彼事物，并对智力的运用、技巧的处理产生惊异之感。[13]摹仿之超越有限事物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了更深层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读到亚里士多德《诗学》第9章中关于“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和更严肃”的那段人们经常引用的话时，我们就更能清楚地看到，亚里士多德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摹仿的内涵，他所讲的艺术摹仿不是简单地摹仿现实事物的形象，而是要把有限的现实事物加以普遍化和理想化，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按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去摹仿”[14]。显然，摹仿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更远地超越了有限性的束缚，而且为西方美学理论由古代过渡到近代开辟了道路。但亚里士多德所谓按应该有的样子去摹仿，仍然是以有限的现实事物为标准，他并没有根本脱离古希腊摹仿说的窠臼。[15]
3世纪古希腊最后一个伟大思想家普罗提诺（Plotinos，205—270）针对柏拉图的摹仿说，明确指出，艺术不是摹仿有形的东西，而是深入到“理性”（λórovs）。一件美的东西是由“理性”流溢出来的。普罗提诺的“理性”实质上是非理性的。从超越有限的角度来看，他的美学观点是对古希腊的摹仿说的一个前进的步骤，但普罗提诺的整个哲学观点是柏拉图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仍属古希腊的范畴。
三
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美属于形式因，它不像善那样使欲念得到满足，它在善之外而高于善，美的形式的“光辉”来源于无限的上帝，因此，从有限事物的美可以窥见上帝的无限美。可以看到，阿奎那在认定美超出有限的感性欲念方面，在认定有限事物之美象征无限的精神方面，都远超出了古希腊摹仿说的范畴，这是超越有限的审美意识的一大进展，对于以康德为代表的关于美只关形式不关概念、欲望和外在目的的西方近代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