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的相识渐渐加深，很自然地要触及当时一些属于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她属于联大进步学生之列，而我则是一个自命清高、不问政治的典型中间派，我所向往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她经常向我讲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我则爱跟她讲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之治。闻一多先生是当时的民主斗士，她是闻先生的干女儿，她不同意我，便到闻先生那里去告状。我是经过闻先生的“面试”之后才同她走上“哲学与文学的联姻”（闻一多对我们结婚的评语）之路的。在当时国内大形势的影响下，在闻先生的教导下，在她的深情激励下，我被动而又自愿地（就像“道德”一词所具有的“应该”——自愿的强制——的含义那样）在新中国成立前两三年就踏上了进步的道路。是“红毛衣”的内美引领着我走向“明朗的天”。
1946年秋到1951年夏，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她比我晚一年也进了南开。1949年年初，天津解放，我俩在天津迎接“明朗的天”。从大约1944年我从“红毛衣”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个“明朗的天”起，到“明朗的天”展现于天津之后的头两三年，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就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而言，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期盼和初见旭日的岁月，也算得是我与红毛衣共舞的年代。
然而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左倾”教条主义的乌云便越来越浓重地遮蔽了“明朗的天”：斗争哲学，政治挂帅，以及做驯服工具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红毛衣”的空谷幽兰似的诗意消失殆尽，代替的是不少政治宣传口号式的陈词：“雄文四卷传马列，全民斗志坚如铁”；“须记取，工农兵方向，永不迷航”。而我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也只能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点“学问”，不少文章实际上是些批判唯心主义的政治檄文。“**”期间更是锣鼓喧天，批斗成风，不得安宁。但也正是“**”促使我俩逐渐醒悟到：我们已误入歧途、浪迹天涯近30年。
1978年改革开放，神州大地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我和她总算找到了回归自己精神家园的归途。然而她因“**”期间下放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年未满七十，便身患不治之症，于1988年年初与世长辞。从此生死两茫茫，我只能是夜如岁，独自思量：以她的诗人气质和禀赋，本应能成为当代纯粹的一流文学家和诗人，然而没有！为什么？
我比起她来，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尚能在漫长曲折、艰难险阻的归途中，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勤耕至今，盖欲效太史公之著《史记》，遂吾志之思，成一家之言，为来者鉴。曾赋七绝一首以遣兴：
朝朝总是五更雨，夜夜唯闻庭树风。
暂借墨池倾意气，推窗何日见晴空。
红毛衣的影像沉睡在我的心底已数十年，从未同孩子们谈起；只是这次春节两个儿子想游湘中雪峰山的一席话，才让我猛然间如从梦中惊醒，眼帘大开，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与红毛衣共舞的年代。
两个儿子在听我讲了红毛衣的故事后，开玩笑说：“这次一定要把车开到雪峰山的顶峰，找回那件红毛衣。”啊！永不消逝的红毛衣，我已从你当前的影像中又领略到了你空谷幽兰似的诗意，“明朗的天”终将再现。
（2012年3月26日于北京静林湾）
[1] 彭兰（1918—1988），湖北省武汉市葛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