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今这第三个时代里，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回到了走向“自我的精神家园”的归途中，进入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代。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结束、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是60岁的老人了。为了找回和补偿已失去的盛年，我只能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勤耕至今。
在我哲学人生中这最后约30年的时间里，我在会通中西文化与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具有我自己鲜明个性的哲学体系。我称之为“万有相通的哲学”或“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这是我近30年来在返回自己思想家园归途中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在我个人身上的体现。这在先前那种只准千篇一律、做“哲学工作者”，不能独立创新、心存“哲学家”之想的时代里，是不可想象的。
我人生中最后的这点成就，除首先应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外，还有两方面的“源头活水”：一是向老一辈的学者、我的老师辈学功底；二是向比我年轻的中青年学者学习他们的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活跃、考虑问题之深入。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我这一辈人的盛年时期，但因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成年累月搞批判，无暇做学问，所以我这一辈人的学术功底都远不如我们的老师辈如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金岳霖诸先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都是年近花甲之人，还要补老一辈人青年时期就已烂熟的功课，可悲亦可笑。有人责备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其实，这是时代使然，非我辈个人之过也。如果急功近利，不先在功底上下一翻苦功夫，作点补课的工作，便到处扯大旗、装门面，名声虽大，而实际上腹中空空，那就只能是个人和时代的悲哀。我始终牢记西南联大我的老师冯文潜教授的教导：做学问，首要的是打好基础，功底扎实，然后才能真正有创新。“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二者不可分离。没有“我注六经”的基础，就急于“六经注我”，那只能是空中楼阁。我在年近60岁以后，还经常做一些“死记硬背”的资料工作，写文章也特别重论据和引证，这与冯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现在有人强调创新，反对“死记硬背”。我以为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对于从事文科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对于以思想史、哲学史为专业的学者来说，“死记硬背”也许是打基础、见功底所不可或缺的。“下死功夫”的“死”字似乎是一个贬词，但针对今日学风之浮躁而言，我倒是愿意公开提倡一个“死”字。
当然，打基础、有功底，还只是做学问的一个方面，做学问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到创新，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也。我的老师如冯友兰、金岳霖诸先生，大都是既有深厚功底又卓有创新的学者。但我们今天的学人，又不能死守住他们的观点、见解而不思前进，不越雷池一步。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思想也必须超越前人。在这方面，年轻人总是比老年人更有优势。即使他们因年龄关系，死记硬背的东西一般说来不及老年人厚重，但他们那种开阔的视野和思想之活跃，则非老年人所能及。我念西南联大期间，和我同时选修金岳霖先生“知识论”课程的同班同学周礼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2008年逝世于美国），在听课时，有一两次竟打断金先生的讲演：“您刚才讲的互相矛盾，胡说！”金先生不以为忤，反而笑着回答说： “晤！晤！晤！让我再想想。”后来，周礼全成为金先生的得意门生，金先生收周礼全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金先生的风度何等感人！值得我们深思。我后来没有遇到过像碰撞金先生这样的学生，但我受西南联大学风的影响，我一直深信“师不必贤于弟子”的道理，认为为师者应有以弟子为师的胸怀。而且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而且是学术得以进步的道路问题。我从小就有爱沉思默想、追问人生问题的习性，到了老年仍然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在思考，因而也爱翻阅中青年人写的文章，不时打开电脑，从“Google”、“百度”中搜索中青年作者的相关论文，从中找问题、找启发、找灵感。我的思路不限于在故纸堆中翻腾，而往往是被这些年轻人的文章打开的。学海无边，有的年轻人所讲的东西，几乎是我终身都未涉及的领域，这类文章往往更能帮助我进一步思考和解决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晚年的一点学术成绩，其“源头活水”的一个方面应归功于中青年学者。今天的中青年学者，有时间夯实学术功底，有条件求创新，真正的大师、大学者必将在他们中间脱颖而出。
[1]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