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人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两次大转折。
第一个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28岁，这28年的时间基本上算得是我求学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最值得讲述的是1941—1946年在西南联大念书的那一段。一年级我念的是经济系。时处抗日战争时期，我以为经济学必然是讲的经世济民之道，便在填写入学志愿时写上了经济系。不料经济系的一些课程尽是些什么会计、货币、银行之类，我当时年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以为经济学不过是“生意经”、“太庸俗”，便转入了社会系。可是社会系有一门课程的内容是老师带领我们同学去妓院搞调查，令我厌烦，我心想：“这算什么学术！”正好这一年，我选修了贺麟先生讲授的“哲学概论”，贺先生讲课，从不念讲稿，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他以“荷出污泥而不染”为例讲解辩证法，他的哲理分析为我从小就养成的清高思想提供了一点理论上的根据和说明。学了他的“哲学概论”之后，我以为，比起社会学、经济学来，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也更适合我的兴趣和性格，于是我又由社会系转入了哲学系。从此，我在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终生无悔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才智和兴趣的“自知之明”，往往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达到的。西南联大自由转系的教学制度，为我个人的志愿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为西南联大培养众多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值得我们借鉴。
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我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特别爱听一些必修课以外的课程，我大约旁听了五六门，而有的必修课，则只是敷衍个及格而已。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我赶着要去上本系一门什么必修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挤上前去探头望向窗里，原来是吴宓先生在讲“英诗”课，黑板上写满了“One（一）”和“Many（多）”，有点像魔术，顿时吸引住了我，足足站了五十分钟，本系的必修课自然也就放弃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离不开多。我以为西南联大便是一座“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学府。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中间的，保守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也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玄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阳光雨露之下沐浴成长起来的。
在一座高等学府里，学术应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有人问我，西南联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答曰：“学术自由，如此而已。”惟自由才有学术。独立思考，见由己出，斯有真心、真言与真才实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哲学人生的第一次大转折。为追求进步，我走出了先前所沉迷的“象牙之塔”。从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里，是我哲学人生中的第二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虽然也写了不少哲学文章，但大多是一唱亿和之作，缺乏自我和个性，没有什么学术价值。那是我误入歧途的30年，乏善可述，我已在拙著《归途》一书中作了沉重的反思。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哲学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