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先花几百年的时间补完“主体—客体”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课，再走批判和超越“主体—客体”式的道路，我们应该把中西哲学结合为一。我们可以利用、吸取和发扬中国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之优点，例如它给我们提供某种高远的境界，但我们所需要提倡的境界不是前“主体—客体”式的，而是既包含又超越“主体—客体”式的。我国亟须发展科学与民主，那种贬斥“主体—客体”式和“主体性哲学”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应该正视“主体—客体”式和“主体性哲学”的弊端，不能停留在此阶段。我主张提倡一种超主客关系（不是抛弃主客关系）的理想人格和哲学原则。我还着重批评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说中一般把封建道德原则客观化、神圣化、绝对化为“天理”的旧思想，主张把人从永恒的抽象的“天理”中解放出来，使其还原为现实的、具体的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我的近作《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之中，此书有好些章，在先前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时，得到《新华文摘》和其他报刊的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我常常把某些现当代德国哲学家和中国的道家、陶渊明相联系，似乎又回到了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个性和思想爱好。从黑格尔研究转向尼采、海德格尔、道家和陶渊明，恍惚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西方哲学史由旧的主客关系到现当代的主客不分或主客融合的转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由“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ofpre-sence）到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思想的转向。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要求主体通过认识达到客体的本质概念或普遍性、同一性，认为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从感性中直接的东西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从而以“永恒在场的”本质概念或同一性为万事万物之根底，这种哲学观点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世界，哲学变得远离现实，苍白乏味。现当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不满足于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转而强调构成事物的背后的隐蔽方面的重要性，强调把在场的具体的东西与不在场的然而同样具体的东西结合为一个无尽的整体，认为这才是人实际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于是，旧形而上学所崇尚的抽象性被代之以人的现实性，纯理论性被代之以实践性（广义的，而非专指阶段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哲学变得生动活泼，富有诗意，引导人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这种转向无论在历史观、艺术观以及其他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艺术观方面，由摹仿说转向显隐说；在历史观方面，由重历史原本、原貌之恢复，转向古今融合论，如此等等。我依据这种转向，主张改变旧的哲学传统仅仅讨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个别与普遍等范畴的思维框架，而着重讨论在场与不在场、显与隐、古与今、思维与想象、相同与相通、言与无言、中心与边缘等哲学范畴，让我们的哲学呈现一番新气象。我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一书交稿和出版后的近几年里，就上述观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有几篇得到《新华文摘》等报刊全文转载，现已集成一册，1999年年初由商务印书馆以《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的书名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