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此间我比较集中地从事了西方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在这一时期，主要是1958年至1966年，曾负责《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全面编辑工作，兼西方哲学方面的审稿工作。第二个时期是1979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此间我除了继续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研究外，着重从中西古今的比较研究入手，试图梳理出中西哲学各自的发展线索和二者的结合点，为未来的中国哲学和理想人格寻找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
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面，我的重点有二：一个研究重点是对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的研究。我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从中世纪到现代，人权和人的自由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大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质受神权的压制，文艺复兴把人权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第二个阶段，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质被放到了超感性的、抽象的本质世界之中，从而受到旧形而上学压制；第三个阶段即黑格尔以后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质逐渐从彼岸世界和超验的抽象世界中解放出来而被放在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人逐渐成了具有知、情、意的活生生的人。这是一个更能伸张人性、更能体现人的自由本质的阶段。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对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我系统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绝大部分。我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被认为是中国“系统论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这两个部分的“第一部专著”（见《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日译本译者序言及1987年《中国哲学年鉴》等）。除此之外，我还著有《论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黑格尔〈小逻辑〉译注》，还主编了《黑格尔辞典》。我认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其全部哲学体系的最高峰，黑格尔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精神哲学部分应比他的逻辑学部分受到更大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中青年学者都曾读过我论黑格尔哲学的著作。1987年9月我出席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在开幕式上曾特意介绍我是“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1986年10月在瑞士卢策恩市举行的国际哲学讨论会上，主持人格洛伊教授也介绍我为“中国著名黑格尔专家”。
随着形势的推移，也由于个人研究范围的拓宽，我近十多年来着重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视角审视黑格尔哲学，认为黑格尔是西方旧形而上学传统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归根结底压抑了人的个性、具体性和自由本质。我跳出了黑格尔哲学乃至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把研究重点指向了反映具体人性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家。近些年来，我最喜爱和研究最多的是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
在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及其对旧的“主体性哲学”的批判的同时，我感到欧洲大陆的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虽与中国古代哲学大不相同，但又有某种相通之处，或者说中国古代哲学闪现了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某些火花。我着重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评价其地位、作用和意义，试图会通中西哲学，找出中国哲学以至哲学本身的出路，为中国人也为人本身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我认为古希腊早期哲学不分主体与客体，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强调人与存在的“契合”（Entsprechen），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以东方式的精神物与自然物的实体性合一为基础”，有某种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