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1年5月出生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柏泉乡。新中国成立前，柏泉乡是一个小岛，四面环水，难与外界相通，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这块地方是世外桃源。我祖父是乡间裁缝工，父亲张石渠靠借债读书，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武汉市中小学任教，他经常教育我，生长在柏泉这块土地上，就要像松柏一样有岁寒后凋的精神。我九岁前在乡间私塾念书，父亲寒暑假回家，教我背诵《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桃花源记》是我背诵得最熟的名篇之一，父亲在我面前总爱称道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柏泉乡的地理环境和父亲对我的教育，给我后来的清高思想和喜爱道家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九岁时随父亲到汉口念小学，念到高中二年级时，文理分班，我选了理科班。原因是：一、在旧社会里学理工科的比较容易找工作；二、学理工可少与人打交道，很显然，这与我一贯的清高思想密切相关。1941年春，我获湖北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但因曾骂过一个三青团员“只会胡闹，连最简单的几何题也不会做”，被列入黑名单。进步同学暗中通知了我，就在会考结束的次日，我们十几个人星夜逃离位于鄂西山区的母校，到了重庆。这时，我开始思索，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会被列入黑名单？我的同班同学有几位都是班上的佼佼者，为人正直，为什么被捕入狱？从那以后，我开始萌发了一点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意愿，1941年秋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时，我选择了经济系，以为学经济是济世救民之道，可以说，从想学理科到学经济是我志愿上的第一次转变。西南联大文科各系都把哲学概论列为公共必修课。我选修了贺麟先生讲授的“哲学概论”。贺先生在课堂上曾讲到池塘里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乃是真正的清高，也是辩证法。贺先生的课似乎给我的清高思想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说明。学了哲学概论之后，我觉得哲学比起其他人文学科来，更能直接接触人的灵魂，而且哲学似乎也更适合我一向爱沉思默想的性格。就在这样一个主要思想支配下，我于1943年转入哲学系，走上了哲学之路。从学经济到学哲学，是我志愿上的又一次转变。在哲学的海洋里，我如饥似渴地吸收能够学到的一切：经验论、唯理论，大陆哲学、分析哲学……由于贺先生的影响，最吸引我的还是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联大毕业后，我被保送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后因家境贫寒，终于放弃了做研究生的愿望。毕业后，相继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曾经开设的课程有：形式逻辑、马列主义哲学史、列宁的《哲学笔记》、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黑格尔的逻辑学、康德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曾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天津高等院校讲师助教联合会主席、北京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高等院校西方哲学学科重点学术带头人、国际“哲学系统”研究会会员、英国剑桥国际传记研究中心名誉顾问、《德国哲学》丛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