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池是东北著名景点，蜚声遐迩，不用我来指点；至于柏泉古井，恐怕除了一部分武汉市民外，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它是我的故乡——汉口郊区柏泉乡的一座古井。相传大禹植柏于大别山巅，其根穿至柏泉乡，喷然出泉，故名。古井位于一个方圆约两三亩地的荷塘中心，井水的水位终年如一，从不因井外荷塘水势的涨落而稍有移易。这不仅是一个自然现象的奇迹，而且增添了非常深厚的人文趣味。古井既是一般诗人寄兴之所在，更是秉质坚凝的人格和崇高品质的象征。柏泉乡不止一位文人，曾借古井以自勉或告诫后人：作为一个柏泉人，就要像柏泉古井那样，不随波逐流，做一个特立独行之士，“为仁由己”，“为学为己”，决不随声附和，言不由衷。
两年前，我有机会回到故乡柏泉，很自然地要游一趟古井。时值荷花盛开季节，故乡的父老乡亲似乎很习惯地同我讲起古井不随外界水势起落而随波逐流的“气节”和“风骨”；乡亲中有的知识分子还联系荷塘中的荷花，背起“荷出污泥而不染”的赞语。乡亲们对古井的赞语令我浮想联翩，兴致盎然。
传说“大禹植柏于大别山巅”的大别山，据说是指汉阳的龟山，距柏泉乡尚有数十里之遥。然大禹所植之古柏竟穿越这数十里的尘世脏秽，仍不折不挠，化作两条鲤鱼，横卧井底，悠然自得（游人俯视井底，可以窥见柏树之根若两条鲤鱼横卧），而最终更以不随波逐流之泉水喷然而出。其志之坚，其气之壮，发人深思，振人心弦！至若古井位于荷塘中心之位置，这尤其是古井内蕴的画龙点睛之笔：荷塘之清新与“高风亮节”，决非脱离污泥而孤立出现的现象，只有入乎污泥之内而又能出乎污泥之外的“高风亮节”，才弥足珍惜。“荷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生哲学，正是柏泉古井的“风骨”和“气节”的说明。
“荷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几千年来我中华儿女崇高品格的最生动、最简明的概括。屈原“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司马迁处儒家独尊，众皆歌功颂德、邀宠于上司之世，仍“激于义理”，不甘“苟合取容”，敢于“论列是非”，“遂其志之所思”，“成一家之所言”，虽遭横祸，仍“隐忍苟活”，欲作“倜傥非常之人”，完成其巨著《史记》，为来者鉴；嵇康为反封建名教之虚伪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竟为统治者所不容，遭杀身之祸，临刑，却泰然自若，“援琴而鼓”；陶渊明虽在时来为官、暂疏园林之际，仍满怀“真想”，羡鱼鸟之自由从容，最终以不甘“为五斗米折腰”、不复“自以心为行役”，而赋《归去来辞》；李贽为人为文，抒其胸中之独见，反对空谈封建道德，主张平等自由，反对“伪言”、“伪行”，主张吐“真言”、做“真人”，竟以“妄著书”、“惑世诬民”之罪，被捕入狱，狱中仍作诗读书自如，终于为自由而自刎——所有这些志士的崇高品格，皆可“与日月争光”，诚如鲁迅针对司马迁之所言，堪称中华民族之“灵魂”。其志行之内蕴，至深且远，一言以蔽之，曰“荷出污泥而不染”。柏泉古井及其所处之荷塘，至今尚少为人知，但我以为，就其深层意义而言，也可算得是我民族“灵魂”的一个小小标志。
游柏泉古井，已经是几年前的旧事，感慨虽多，渐已淡漠。2011年的国庆假日，两个儿子开车，邀我同游长白山。天池的风景，却又勾起我对柏泉古井的回忆。两处景点给我的感慨似乎大不相同，却又非常相通。
天池位于吉林省鸭绿江畔的中朝边境，海拔高达两千多米，从停车处到天池还有很长一段山坡，只能徒步或坐轿前行。同游的人说我年岁大，劝我止步，可我兴致勃勃，拾级前行百余步，才听从儿子们的劝说，坐轿登上了顶峰。天池四周，峭壁悬崖，群峰林立，中间一汪深蓝色池水，宛如碧玉在古色盆中。导游告诉我，游天池只能在池周远观不可越栏走下山坡，触摸池水。啊，天池何等圣洁啊！这让我突然想起刚才在快到天池的山坡旁的一块小小木牌，木牌上有这么几个字：“莫让天池太寂寞。”字迹歪歪斜斜，很不起眼，当时也未引起我任何深思。只是导游的一句话“不能触摸池水”，才让我联想起那块小木牌上的几个歪字。是何等人所写？既有深意，又为何这么不起眼！我想了很多，终未得其解。但无论如何，天池位于天际，无人触摸，的确“太寂寞”。这倒引起我又一番感慨。
天池和我故乡的柏泉古井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井水来自地底，一个是池水来自天上；一个是历经尘世污秽“而不染”，一个是压根儿一尘不染。总之，一个是天上，一个是人间，二者真可谓天壤之别。但天上与人间却又不是隔绝的：天上的仙女总是不甘寂寞而“思凡”；尘世的有志之士总是想“出污泥而不染”——天上与人间竟如此相互向往、彼此相通！“莫让天池太寂寞”的警句，是否意在昭示世人：有机会不妨登上天池，借天池的圣洁，清洗一下自己心中的尘埃；天池随时准备着为游人“洗尘”！这次我们还借游天池之便，去了一趟镜泊湖。沿途红叶夹道，金碧辉煌，如入天宫；镜泊湖水，清如明镜，游人在船上可以照见自己的身影。我一时兴起，赋七绝一首：
长白一望绣成堆，红叶漫天扑面来。
朵朵彩云迎客至，天池镜泊洗胸怀。
（2011年10月于北京静林湾）
[1]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