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自五四运动至今，却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原因很简单，“五四”以来，中国人民为民主与科学而奋斗的道路走得太曲折、太缓慢、太沉重了，故虽老调，重弹亦不失为一种促进。
西方的文艺复兴“发现了自然和人自己”（黑格尔语），其结果，一是推翻了封建主义和神权的统治，人们不再盲从权威而相信自己的精神；一是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不仅尊重自己，而且尊重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以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两个方面移置到中国来就是五四运动所提的民主与科学。西方一些哲学家把这两方面的情况提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称之曰“主体性”。所谓“主体性”，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以人为主，以物为客，在这种主客关系中主体具有独立自主和自由的特性。人有了主体性，就可以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民主），不受自然的奴役（科学）。不过，“主体性”作为一种哲学原则，在文艺复兴之初尚未明确建立起来，也许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humanism）的精神实质就是“主体性”。黑格尔把“主体性”哲学原则的明确建立归之于笛卡儿，认为他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先进思想家们所大力引进和宣传的西方哲学思想就是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特别是梁启超，他曾明确地以笛卡儿、康德为题，公开撰文推荐和赞扬笛卡儿和康德的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哲学。人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思想家们号召向西方学习真理到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的提出，包括新文化运动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比喻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早已达到了明确建立主体性哲学原则的结果，其所包含的两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内涵即反封建的民主制度的奠定和科学的繁荣发达也早已实现了。正如黑格尔所说，从前，欧洲人的“精神发展一直走着蜗步，进而复退，迂回曲折”，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从宗教改革的时候起，人的精神则“宛如穿上七里神靴，大步迈进”。与西方相比，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嫌起步太晚、步伐太慢了。“五四”以后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既破坏了民主制度的建立，窒息了科学的发展，也阻碍了人文主义思想和主体性哲学的传播与发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本来是中国人民沿着“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历史中一次大解放的运动，但很快就不断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我们在各方面的前进步伐都大大地被推迟了。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们由于“主体性精神”受到压抑，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蜗步”前进的境地。
更复杂的问题是，正当我们为民主与科学而不断努力奋斗之际，正当我们不断呼唤人的主体性精神之际，国际上对民主与科学以及主体性精神却出现了新的理解和诠释，民主也好，科学也好，主体性精神也好，都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它使欧洲人在民主与科学方面都创建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来，人文主义却越来越走入歧途：对人的过高估计把人变成了极端自负的、无所不能的神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便是一例。这样的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达到绝对完善的地步，自然不再像文艺复兴之初那样是受尊重之物，而仅仅是供人奴役、宰制的工具，此外就没有任何价值。人文主义变成了对自然的霸权主义，其结果是自然对人的报复：自然疏离着人，威胁着人。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已是众所周知的。正如一些当代西方思想界人士所慨叹的那样：西方人已从封建主义和教会神权统治下获得了自由（民主），却又堕入了物统治人的不自由；科学给西方人以驾驭自然的能力，却又可能是摧毁人自身的力量。许多现当代西方思想家已经不断地指出了这种惟我独尊的人类中心论或者说走入歧途的人文主义的危害，并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指责那种把主体、自我夸大到疏离自然和君临于自然之上的人是“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海德格尔反对把人看成是自然万物的主人，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没有主客之分、主奴之分，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
面对这种国际思潮，我们该怎么办？中国思想文化界已有各种议论。我以为不应当谴责科学本身，似乎非否定科学不足以回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当把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企图在中国的封建道德意识中去寻找凝聚力；不应当把西方的人文主义看成不过是个人主义，而想在儒学那里去发掘人文主义以抑制西方的人文主义，排斥西方的主体性哲学。总之，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面所遇到的问题，就裹足不前，而一味宣扬和照搬一些过时的东西。我们首先有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但由于国际市场和国际思潮的冲击，当然也有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双重的，因而也是更艰巨的：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要强调伸张人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不要把人的主体性吹胀到万能的地位，对自然采取霸权主义，对他人采取自我主义，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就像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史诗所说的那样，虽过时不能照搬却仍有“魅力”。但是针对我国的国情，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比西方晚了几百年，现在还处于披荆斩棘之中。如果说西方人当前强调的是超越科技与民主、超越人文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那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更多地侧重于上述的前一方面，即学科学，学尊重人的主体性，学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业、科学与人文主义相结合，造就了一大批天才的、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我们今天难道就不能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方面造成一种群星灿烂、盛极一时的辉煌局面吗？
[1]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八十沧桑话五四笔谈”，1999（3）。原题《民主与科学与西方的人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