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学说虽与西方现当代哲学中关于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思想有相近之处，但两者又是大有区别的。前者属于前“主体—客体”式、前主体性哲学的范畴，后者是经历了西方近代“主体—客体”式和主体性哲学以及西方近代科学洗礼之后的产物，二者有时代发展阶段上的不同。阴阳学说在讲阴阳正反的结合时，未能专门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作详细的、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在太极与阴阳的关系问题上，大多是一些简短的断语，而西方现当代哲学则以追求超感性世界和永恒在场的旧传统作为突破和批判的对象，因而对抽象本体世界的驳斥和现实性的坚持也更加明确；另外，关于在场与不在场、阳与阴相结合需要依靠想象的道理，阴阳学说也多语焉不详，含而不露，而西方现当代哲学则有系统的、逻辑的论证。如此等等。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只不过闪现了西方现当代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思想的火花。但无论如何，对比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界所广为倡导的、与西方旧的“在场形而上学”相近似的哲学观点来说，阴阳学说关于阴阳正反相会通的思想，虽古老亦有新意。
四
西方哲学的“横向”转向，无论在文艺观、历史观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1）传统的艺术观以摹仿说占统治地位，摹仿说的哲学根源是以在场者为根底的旧形而上学。所谓“艺术摹仿自然”的主张，不用说，是以自然为原本、以艺术品为影像的“主体—客体”式的表现，是以自然物的在场为首要原则，即使是声称反对摹仿说的黑格尔的艺术观，实际上也是以在场者为根本的旧形而上学。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表现，符合艺术品之理念的就是真的艺术品。他的这种艺术观虽然不是以自然物的在场为本，却是以永恒在场者即“绝对理念”为本。哲学的“横向”转向使我们看到，艺术的目的既不在于摹仿自然的在场物，也不在于表现（实际上也是一种摹仿）精神的在场物（理念、概念），而是在于超越和冲破在场者的界限，指向一切在场的东西之外，在于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与在场的、显现的东西相结合的想象空间。海德格尔的艺术观以及他所举的古石建筑和凡·高的画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而且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想象不仅超越和冲破某一个别事物的界限以想象到同类事物中其他的个别事物，而且要冲破和超越整个同类的界限以想象到不同类的事物。我国文艺理论界近半个世纪以来往往用西方旧传统的典型说（那是一种以“在场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的美学观点[20]）来解释想象，以为能在个别中寓以普遍性（“类”）就算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就算是给读者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空间。其实，传统的典型说所讲的典型就是普遍性或类，如果把想象仅仅限制在同类的范围之内，而不突破同类的界定和界限，那种想象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其给人留下的可供玩味的余地也是很有限度的。莫里哀的《伪君子》写出了典型人物或者说同类人物的最具普遍性的特点。与此不同，元稹的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中的一个“在”字用得很妙，它点出了白头宫女的“在”（场），却显现了（在想象中的显现）昔日宫中繁华景象的不在（场），从而更烘托出当前的凄凉。莫里哀的《伪君子》与元稹的诗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基础的产物[21]。中国古典诗重“隐秀”，重词外之情，言外之意，也许与老学、易学的哲学思想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