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日常语言（包括科学语言）由于语言的诗性本性，也在一定程度内能超越在场、由此及彼。伽达默尔就说过：“说出的都在自身中带有未说出的成分”，说出的与未说出的“具有答复和暗示的关系”[8]；语词的有限性与语言整体是紧密联系、相融相通的，人讲话时所处的“生动现实性”就表明人所讲出的有限话语使附属于其上的“意义整体”，“在发生作用”[9]，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谓“语言的思辨性”。甚至分析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奥斯汀（）、塞尔（）等人也大讲说话时的语境，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以语境为转移，这语境颇有类似伽氏所讲的“未说出的意义整体”和“讲话时的生动现实性”之处。当然，分析哲学家们的思维模式主要是主客关系式，他们所讲的语境属于与主体对立的客体，不同于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所讲的“隐蔽”与“意义整体”，因而缺乏诗意。
尽管日常语言，由于在场与不在场总是融合在一起，因而实际上，“说出的”总是带有“未说出的”成分，但日常语言毕竟未能发挥语言的诗性而不同于诗性语言，因为日常语言总是人为地把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割裂开来，而只是盯住在场的东西。如果说平常生活中的用语往往只盯住个别的在场者，那么，科学语言就可以说是只盯住普遍的、永恒的在场者即概念、理念、同一性之类的东西。面对一株春暖发芽的杨柳，一个普通农夫和科学家与诗人所言说的东西就大不相同：农夫会说，杨柳活了，今夏我可以在它下面乘凉；科学家会说，杨柳发芽是气温回升的结果。这两种人都是盯住客观的在场的东西，一个是个别的，一个是普遍永恒的。诗人则会说：“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甚至一个有诗意的小孩也会说：“妈妈，杨柳又发芽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诗意的语言把隐蔽在杨柳发芽背后的离愁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了，这离愁不是简单的感情发泄和简单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情景交融、主客（人物）交融的审美境界。
语言分析哲学家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三类：
（1）“以言表意的行为”（locutionaryact）——用语言表达某种思想观点的行为；
（2）“以言行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act）——用语句施行某种行动的语言行为；
（3）“以言取效的行为”（perlocutionaryact）——用语言取得某种实际效果的语言行为。
奥斯汀的三类语言行为应该说概括了全部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只盯住在场的东西的语言行为，而不具有把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的特性。奥斯汀虽然强调某种语言行为要与其语境或说话的场合相结合，但那只是出于让某种语言行为适当而有效的考虑，其所特意盯住的对象，正是该种语言行为本身所讲出的在场者。奥斯汀所说的语境或场合，表面上没有出场，实际上却也是出场的东西。
塞尔在“以言行事的行为”中专门列入了“表情式”一类的语言行为，例如祝贺、哀痛、抱歉之类的言语均属之。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单纯的表情式语言就是诗性语言。对单纯的某种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对单纯的某种物理事物的描述一样，都是把客体与主体分离、把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分离的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
总之，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特点就是主体与客体关系、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割裂；而诗性语言的特点则是二者的融合。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