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是主动顺应自然规律和必然性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乃是人与自然能否相通相融、能否和谐相处的关键。中国的21世纪将是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知识和必然性越来越占重要地位的世纪。因此，21世纪也将是一个加强改造自然，加强与自然作斗争的世纪。但也正因为如此，21世纪又将是一个更需要用万物一体的爱的精神来主动肯定和顺应自然必然性的世纪，是一个越来越与自然相通相融、和谐相处的世纪。一个改造自然的科技力量越是发达的园地，必然也是自然越加适应人的绿洲。未来的田园诗人将不会是像陶渊明那样“箪瓢屡空，晏如也”的“无怀氏之民”，而是坐在高精尖的科技园里也能进入万物一体、物我两忘的高远境界的积极进取之士。
二
自然物由于无精神性和心灵，不能理解人，不能约束自己，因而只能通过人对自然规律和必然性的认识和主动顺从以进入人与自然愈益相通相融、和谐相处的境地。和人与自然的这种情况相反，人与人之间则是有心灵者与有心灵者之间的关系。人可以通过理解他人而日益与他人相通相融，和谐相处。
人有自然的方面与精神的方面，人的精神方面与自然有联系，但又是超出自然的。人的自然方面可以按自然规律来加以探寻和研究，但人的超自然方面则不是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所可以把握的。人的学问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的任务是寻找普遍性的规律和必然性，那么，人的学问或者说精神科学，其任务则应侧重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不同而相通，如何到达和谐相处之境地。
人与人之所以能相互理解的基础在于人皆生活于和交往于一个共同体之中，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得即便是个人所独有的内心状态也能通过日常语言所具有的暗示作用（即语言的诗性）为他人所领悟、所理解。这个道理狄尔泰早已有所阐发[3]，我在《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一文中作了专门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里所要着重说明的倒是这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即相互理解所取得的共识或相通相融并不取消每个个人的独特性。这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一方面通过相互理解而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和谐相处并非保持绝对一致，其中仍有差异和矛盾。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相处应包含对他人独特性的容忍和尊重。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发展了胡塞尔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t）的概念，用“主体间性”的概念阐明了人与人相通相融、相互理解的理论根据，但哈贝马斯过分强调“一致性”（Consensus），这是不现实、不切实际的。利科（PaulRicoeur）不同意哈贝马斯片面讲“一致性”的理论，而强调相互理解中人与人的差异性。利科的观点很值得我们重视。
利科反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主体概念，但他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主体，他认为主体是对他人、对“你”开放的主体，是在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自身经历着的主体，人之所以能意识到自身的同一性，是因为意识到了有“你”的不同一性。离开了“你”、离开了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主体就会变成抽象的。因此，利科特别注意人与人在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中要倾听他人、倾听“你”的不同意见。利科关于人与人之相通相融、和谐共处的思想是与不同一性或相异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
其实，利科关于人的主体性或自身同一性与相异性的联系还可以扩大到人和文化历史传统背景以外，因为在我看来，人的自身同一性不仅与人和人类社会相联系，而且与宇宙万物相联系，人的主体乃是宇宙间千万种关联的交叉点。西方人毕竟缺乏中国人的“万物一体”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