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关于语言独立于说话的主体的观点，是对传统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背离。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特点之一是把最真实的存在看作只是在场的东西，因此它又被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都批评单纯在场的观念。海德格尔所谓“在手的东西”（Vorhandenheit，presence-at-hand）就是与单纯的看或直观相关的一种现成的在场。他认为比“在手的东西”更根本、更基础性的是“上手的东西”（Zuhandenheit，readiness-to-hand），即人与之打交道的东西，或者说，人所操作、使用的东西（而非单纯的看或直观着的东西）。“在手的东西”是与主体对立的、预先摆在主体面前的客体，但海德格尔认为任何事物首先是“上手的东西”，或者用我们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首先是人与之交融在一起的东西，而“上手的东西”总是涉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并非单纯在场的东西，它的意义指涉着一个作为参考系的整体。这也就意味着，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在于单纯的“直观在场”，而总是在场与不在场的东西相结合的整体。这种意义上的语言，就是一种先行于某个说话人或某个作者所说的语言之前的无言之言。借用庄子的话来说，我想强名之曰“大言”。“大言炎炎”（《齐物论》），意谓“大言”如燎原之火，照亮一切，使万物具有意义。
德里达从另一角度指出了单纯在场观念的局限性。德里达指出：胡塞尔所谓与“语言意指”严格分离的“前表达经验的层次”（即语言表达所指向的他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对于说话者是不能直观在场的），是一种单纯感性的在场，这种在场的“现在”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与过去、未来有着本质联系的。它不是先有一个出场（在场）的“现在”，然后与过去、未来相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原来就是一个出场的“现在”之构成因素，这也就是说，没有单纯的自我同一的出场（在场）。德里达在《言语与现象》一书中把这种“现在”的特殊复杂性用“重复”的概念来称谓和说明，其要点是，“现在”在下述两种意义上包含一种重复的运动：（1）当前出场的“现在”包括先前的“现在”的重复，这就是保留、记忆；（2）当前出场的“现在”，即出场的形式，其本身是理想性、观念性的并从而是无限地可重复的。[11]这种重复的特征被德里达称为“印迹”（trace），又称“延异”（différance）。根据这种“延异”的观点，封闭的在场就被解构了，就是说，语言表达或意谓的作用不要求达到单纯直观在场的目标，不要求达到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在场物，而成为独立于言说者或作者的在场以及独立于对象的在场的流变不居的东西。德里达所谓独立于主体与对象的语言，也颇类似上述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与世界相融合、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整体的语言。
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语言观，撇开二者论证的角度不同之外，其共同的思想倾向都是强调人与万物融合为一的宇宙整体能作无言之言。这种语言独立于说话人或作者的语言，前者通过后者而发出有言（有声）之言。显然，这种语言观的哲学基础是万物一体论（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它和传统语言观之以主客关系论和主体性哲学为基础，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