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新的人文主义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它在批判中世纪神学的基础上用人性代替神性，用人权代替神权，以人为宇宙万物的最高尺度和价值标准，歌颂人的理性精神的伟大，同时也赞美人的感**的欢乐，倡导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在这样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西方美学也处在一个从神学束缚中获得解放的时代，科学理性和感性经验同时得到高扬，但从主导倾向而言，美学关注现实、崇尚感性经验的倾向更为强烈。譬如意大利建筑师、艺术家阿尔贝蒂认为，美并非来自理念，而是源于自然，“是物体本身固有的和天生的东西”；而每个人都能通过感观欣赏美，“无论多么不幸和保守，多么野蛮和粗俗，他不会不赞赏美的东西，不会不喜欢最漂亮的东西”[83]。其经验主义倾向很明显。又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代表达·芬奇更是明确提出经验主义主张，他说：“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觉”，“经验才是真正的教师”。[84]他把传统的文艺模仿自然说进一步发展为“镜子说”，认为“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经常把事物的色彩摄进来”[85]，当然不是单纯的反映而应对所经验到的映象，加工提炼，将它提升为“第二自然”，他说：“画家应当独身静处，思索所见的一切，亲自斟酌，从中提取精华。他的作为应当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安放在镜前的各物体的许多色彩。做到这一点，他仿佛就是第二自然。”[86]再如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卡斯特尔维特罗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其代表作就是《亚里士多德〈诗学〉诠释》，他认为诗人虽有权利进行想象和虚构，但仍要以现实生活和感性经验为基础，而不“可以凭空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城市、河流、山脉、国家、习俗、法律，并改变自然事物程序，在夏天下雪，在冬天收获，以及其他等等”[87]；他还认为诗的功能、目的是描绘贴近现实经验的题材，即“一般人民大众所能懂的而且懂了就感到快乐的那种事物”，以为他们“娱乐和消遣”。[88]总起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由于时代的需要，更多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所以经验主义倾向占了主导地位。
17世纪西欧美学分化为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即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这正好可以看作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两大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
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美学是由笛卡儿开创的。前面已经说到，笛卡儿的哲学对感性经验表示了彻底的怀疑与不信任，而以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即理性作为认识、发现真理的出发点和前提，也作为衡量对象是否真实的唯一标准，他说：“善于判断和辨别真伪的能力”“就是人们所说的良知或理性”。[89]这就为理性至上的理性主义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美学集中体现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观点。他强调一切作品都要以理性为准绳：他所说的“理性”是指人天生的辨识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这是普遍人性中的主要部分；作品只有遵循了理性，才有普遍性、真实性，才通向真理；他还紧跟笛卡儿对作品提出的文思明晰、文词纯洁的要求，劝告诗人“要喜爱纯洁”、“学习明晰”。[90]这些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美学命题。
莱布尼茨也承认以先天理性为基础的“天赋观念”，认为只有理性才是认识的根本来源，单靠感觉经验是得不到完全的知识的。他把审美鉴赏放置在“清晰的认识”即理性认识中的初级阶段——带有感性因素的模糊认识阶段，虽开始注意到审美的特殊性，但仍坚持了理性的主导作用，仍维护了理性主义的立场。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从培根开始，经霍布斯、洛克、沙夫兹博理、艾迪生、哈奇生、荷加兹、休谟，到博克而达到高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了感觉经验和感官愉快在审美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与理性主义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峙。但是，经验主义同样不否定理性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