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在古希腊理性主义主潮中透露出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和气息。而正是这种局部的经验主义倾向，成为后世经验主义传统的真正起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道：“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余年。”[73]在我们看来，在西方美学史上雄霸了两千余年的，主要是他所开创的经验主义传统。
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由于历经战乱，哲学、美学虽有发展，但缺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富有独创性的大家。其中哲学上较重要的有斯多葛派、怀疑论派、伊壁鸠鲁派、新柏拉图派等，在美学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贺拉斯、朗吉弩斯和普洛丁等。虽然这些流派和个人的哲学、美学观点各个不一，但如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条主线来审视的话，还是可以加以区分的。譬如斯多葛派认为自然是渗透了理性的宇宙本体，人应当顺应自然也即顺应理性，才能有德性与快乐；他们把人的美分为精神美（即理性美）与感官美两种，主张理性美高于感官美，心灵美高于形体美；这自然应当划入理性主义一脉。而伊壁鸠鲁派的美学倾向就相反，如伊壁鸠鲁则以追求感官快乐作为判断美、善的唯一标准，认为“美如果不是令人快乐的就不会是美的”[74]；卢克莱修同样持快感就是美感的感觉主义倾向。据此，似可说伊壁鸠鲁派有某种经验主义特征。
罗马时代古典主义的诗学理论家贺拉斯为了纠正当时文学创作中“过于放肆和猖狂”的不健康倾向，主张以模仿希腊经典为旗帜的古典主义法则来“加以制裁”[75]和节制，而这法则中最根本的乃是理性的判断力，他说：“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76]他的《诗艺》制定了许多写作规则，总的倾向是以理性来约束、节制创作。因此，贺拉斯的美学大致可划入理性主义范围。
相反，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却是一篇富有经验主义气息的美学论文。他一开始就把崇高说成一种“技巧”；接着，结合写作实际批评了浮夸、幼稚、矫情、追求想入非非的奇想等文风，以与崇高风格相区别；在此基础上，才从分析、比较文学作品入手，分别论述崇高风格的五个源泉或因素，指出达到崇高风格的具体步骤与方法；特别是该文在许多章节（如第一、第三十五、第三十九章等）都细致、准确地描述了不同于优美的崇高的心灵体验，即崇高感。[77]所以，我们认为朗吉弩斯的美学思想较重视对于审美经验的概括，因而更倾向于经验主义一脉。
普洛丁自然是古罗马后期最重要的哲学家、美学家，他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是柏拉图思想在罗马时代的回响与发展。他不同意斯多葛学派和西塞罗等人关于美在适当比例的看法，认为具体事物（物体）的美“并非由于它们的本质而是由于分享”，即“分享得一种理式”（即理念），是整一的理式赋予事物（物体）以形式和整一性，使之“显得美”，因此，“物体美是由分享一种来自神明的理式而得到的”。[78]。这个观点与柏拉图美在理念本体、个别事物之美乃是“分有”了“美自身”即理念的观点如出一辙。同样，普洛丁关于只有心灵能观照美的观点也直接受到柏拉图“回忆”说的影响，虽然他未用“回忆”的说法。普洛丁坚决排斥感官经验，反复强调“至于最高的美就不是感官所能感觉到的，而是要靠心灵才能见出的”，认为要观照这种处于“真实界”（上界）最高美，必须“向更高处上升，把感觉留在下界”[79]，换言之，这种观照乃是一个心灵不断超越感官而上升的过程。显而易见，普洛丁的新柏拉图主义美学属于排斥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一脉。需要说明的是，普洛丁的理性主义带有较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所以对后来中世纪欧洲美学思想发生过久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