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前期的思想有接近结构主义之处，他的知识考古学中的话语理论认为，在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中，会有一些规则出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从而建立基本观念，构筑起理论框架。其中话语规则起到组构不同历史阶段或考古层面话语系统的作用。这与索绪尔语言/言语的两分法确有相似之处。难怪西方一些学者把他归入结构主义阵营，如美国哲学家库兹韦尔就说：“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似乎用他对我们的宇宙的彻底的和严密的解释超越孔德和列维斯特劳斯，从医学到精神病学，从经济学到物理学和技术科学，用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去发掘知识的统一结构。”[65]但在实质上，特别是后期，福柯的话语理论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是相反的。他批判了结构主义孤立、静止的文本理论，而把话语理论发展为“权力话语”理论，他指出，“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关系的”，并论述了话语与权力的辩证关系——权力可以支配话语，话语亦可强化或弱化权力，“话语是在权力相关领域里起作用的战术因素”[66]。福柯以其对“疯狂”的研究和以“权力话语”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文化体系，激起人们对理性、知识、主体性和社会规范的怀疑，反映在美学上也带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此后，通过疯狂这一中介，世界在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方面逐渐（在西方世界首次）遭到谴责”，“疯狂和艺术作品同时存在，因为它开始了其真理的时代。艺术作品和疯狂同时诞生和完成的这一时刻，就是世界发现其自身受到了艺术作品的控告，发现对它面前一切负有责任”[67]。
利奥塔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在对传统包括现代西方知识和文化的“总体性”发动全面挑战时，利用了语言学的修辞策略，他把以往的全部知识归结为“叙事”或“叙事性知识”，而对与“总体性”相符的现代性“元叙述”和“元话语”发起质疑，以导引出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他说，现代性科学“依赖上述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大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等，而“后现代”就是“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怀疑态度“是科学进步的产物”，是与“元叙事”这种“合法化叙事构造瓦解的趋势相呼应”的。[68]根据这一思路，他竭力推崇先锋派艺术中的“革新”倾向，发掘其美学上“革新性”崇高内涵，作为后现代艺术的取向。
由此可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都处于“语言学转向”的不停的变动之中，用“语言学”阶段来概括这一时期（现当代）西方美学，应当说是比较恰当的。
三 西方美学发展的两条主线
上面我们概述了西方美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发展阶段，下面再勾勒一下贯穿这三个阶段的两条基本发展线索，这就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主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只是在特定含义上使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个词的。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一般用来指17世纪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与思潮，即英国经验派与大陆理性派。我们这儿借用这两个术语、扩大其使用范围，主要是想用来描述西方美学史上从古希腊至19世纪始终贯穿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一种偏重于逻辑、理性的演绎；另一种则相对重视感性经验的作用。我们只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来概括西方美学发展的两条主线。
这里仍然需要回溯到古希腊。我们认为古希腊两位最大的哲学家、美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好分别代表了西方美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重要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