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热衷于塑造理想人物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他的名剧《安提戈涅》中，借歌队之口讴歌了人的力量：“奇异”的事情虽然多，却没有哪一件比人更奇异。他能在狂暴的南风下渡过灰色的海，在汹涌的波浪间冒险航行。对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也要去搅扰她，用变种的马（骡子）耕地，犁头年年来回犁土。他用多眼的网兜捕那快乐的飞鸟、凶猛的走兽和海里的游鱼。人真是聪明无比。他用技巧制服了居住在旷野的猛兽，驯服了鬃毛蓬松的马，使它们引颈受轭。他还学会了语言和像风一样快速的思想，知道怎样养成社会生活的习性，怎样在不利于露宿的时候躲避霜和雨。什么事情他都有办法对付，对未来的事情也样样有办法，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也能设法避免，只是无法避免死亡。在技术方面他的发明才能想不到那样高明，这种才能有时使他走厄运，有时使他走好运。只要他尊重法令和他凭神发誓要坚持的正义，他的城邦便能耸立起来。如果他胆大妄为，犯了罪行，他便将失去城邦。[59]
这正是对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力量的全面歌颂。除了不能避免死亡以外，人能征服自然，使自然服从自身的需要。特别是人有语言和思想的能力，能想出办法解决面对的一切困难。人的祸福取决于是否遵循正义，而不是取决于神，连城邦的安危也同样如此。
第三，城邦制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人们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但是人对社会环境的认识则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人”这个词早就有了，但“人是什么”却是公元前5世纪时才提出来的，至于对于人社会和人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的认识则更是后起的。从自发群居到后来才形成稳定的氏族—胞族—部落的社会结构，并由此产生和形成了一系列调整内部关系的风俗和道德规范。一旦人们进展到提出“人是什么”，就意味着人开始将自己当作认识对象，即“人”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已进入认识领域，成为主体的“人”所要认知的客体。正是苏格拉底赋予铭刻在德尔斐神殿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以新的含义，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等也随之进入认识领域。
原先，巫术神话、荷马等的史诗，直到早期自然哲学家，都倾向于把人们之间的伦理规范和习俗，看成像人体构造和性格差异一样是自然形成的，用解释自然的原理去解释社会的伦理规范和审美特征等。
但是，随着公元前6世纪以来，由梭伦在雅典首开其端的城邦政治改革和立法运动的风起云涌，使人们的目光由过去的专注自然、宇宙，转向社会、法律以及风俗习惯问题的探讨，热衷于探讨人的德性、善恶、幸福、美等价值领域的问题。换句话说，人们重视的领域，已经从人的自然属性转向人的社会属性，人们也愈来愈关注作为人的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美的本质等。
二 崇尚闲暇、热衷于追求智慧和思辨
据载，毕达哥拉斯是最早提出“哲学”和“哲学家”（“爱智者”）名称的，但他只承认神才是有智慧的：
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60]
尽管这样，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依然热衷于探求智慧，崇尚凭凝神观照追求智慧的生涯。以后，赫拉克利特进而将徒事博学和智慧区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一段话的开头的这个词“奇异”（thauma），也正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导致哲学赖以产生的那种精神上的非功利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