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就对他的两项指控——“苏格拉底犯有败坏青年之罪，犯有信奉他自己捏造的神而不信奉城邦公认的神之罪”[10]进行了有力的申辩。控告者最后要求对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根据当时雅典法律，被判罪的人可以请求宽恕从轻发落，以流放代替死刑。但苏格拉底恪守他的哲学使命和原则，不仅在法庭上严正地为自己辩护，而且继续针砭雅典的时弊。在宣判他死刑后又表示绝不为老妻和幼子而请求宽恕，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他视死如归，对死亡无所畏惧，认为死亡不过是让自己的灵魂返回应去的安息所。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劝说并设法帮助他越狱逃亡，他坚决拒绝。他认为这样做是“以错对错”，是不当的。这样，苏格拉底也就终于饮鸩就刑，终结了这一悲剧命运。
苏格拉底被他所苦苦眷恋的城邦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雅典的悲剧，更是城邦奴隶制趋衰的那个时代的悲剧。据说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人后悔处死了这位伟人。有关记载提到：“雅典人不久就对他们的行为后悔了，他们惩处控告者，判处美勒托死刑；他们树立了一座由吕西普塑造的铜像来纪念苏格拉底，放置在行进途中的山坡上。不久以后，另一指控者安尼图斯去访问赫腊克利亚，当地居民当天就将他驱逐出境。”[11]据说欧里庇得斯在他的悲剧《帕拉墨得》中这样谴责雅典人：“你们已经扼杀了全智的、无罪的缪斯的夜莺。”[12]
苏格拉底正是以自己悲壮的死，使他的精神和思想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和永恒的价值。
三 史料依据
苏格拉底本人没有写过著作，对他的研究只能依据他的学生和其他古代的有关记载，而这些材料在内容和写作方式等方面又各有特点，从而使史料问题显得突出，以致出现哲学史中所谓的“苏格拉底问题”。古希腊留下的有关苏格拉底的主要史料有四种。这里扼要地作些介绍和辨析。
第一，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主要是公元前423年上演的喜剧《云》。该剧将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装腔作势、狡辩骗钱的智者，极尽挖苦之能事。但是其中曲折地反映了苏格拉底早期接受伊奥尼亚哲学的思想，其中提到的“思想库”也是真实的，只是为取得喜剧效果加以夸大而已。[13]不过，该剧确实严重歪曲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形象，它在雅典民众中形成的偏见，成为他晚年被控告的舆论基础。
第二，色诺芬的著作。色诺芬是雅典公民，出身富有世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二十岁左右即从学于苏格拉底，高度崇敬苏格拉底：“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智慧和高尚品格时，我就不能不记述他，而在记述他时更不能不赞美他。如果在那些追求德行的人中间，有谁能遇到比苏格拉底更有益的人，我认为他就是最幸福的了。”[14]他的著作中与苏格拉底关系密切的有两种：《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是色诺芬根据苏格拉底另一位学生赫谟根尼的转述写成的，篇幅很短。其中的苏格拉底只是从正面辩白自己“既没有对神不虔敬，也没有对人不正义”。同时强调自己老态龙钟，死去比活着好。这篇申辩的哲学价值不高，远不能和柏拉图的《申辩篇》相比。而《回忆苏格拉底》则是有关苏格拉底的有价值的重要史料。虽然文采不足、哲理不深，但它是平直的实录，不像柏拉图那样的词章雕琢。它不存在师生之间某些思想的首创权的争议问题，这就有它的独创性。因此，黑格尔高度评价了它：“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苏格拉底作辩护，它给我们所作的关于苏格拉底的描写，比柏拉图还要精确一些，忠实一些。”[15]其中有关审美、典型、技艺、目的论等观点的记载，更是与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