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雅典人，原本属于一个以智慧和力量著称于世的伟大城邦，但却专注于尽量猎获大量钱财和声誉，而不关心和思考真理、理智和完善自己的灵魂，岂非可耻。并声称，这正是“神的命令”为自己设定的哲学使命。他的这种使命和包括美学思想在内的哲学实践，并不是迂腐的道学规劝，而是对时代的深刻的哲学反思，对败坏当时希腊社会的一些原则和观念的深刻批判。他将自己比作神赐给雅典的一只“牛虻”，在城邦里飞来飞去，螫叮、惊醒雅典这个迷钝昏乱的庞然大物，刻意促其重新奋发。他在法庭上甘冒判处死刑的危险，毫无畏惧地坦诚申辩：
所以雅典人啊，现在我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是为我自己申辩，而是为了你们；你们不要滥用神赐给你们的礼物给我判罪，如果你们处死我，将找不到人来取代我。用粗鄙可笑的话说，我是神特意赐给本邦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又喂养得很好的马，日趋懒惫，需要刺激。神让我到这里来履行牛虻的职责，整天到处叮着你们，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9]
苏格拉底的哲学—美学思想，正是在他的论辩、教诲，“螫叮”雅典人的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得到阐发的。
苏格拉底以哲学来实践他的使命的活动，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热爱母邦，反思雅典衰落的根源，力求奋发图强。从色诺芬的《经济论》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曾了解和总结波斯帝国的经验教训，向雅典提出要重视农业的建议：“耕作是百业之祖。”在《高尔吉亚篇》等中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强权政治、对民主政治下党派政客的操纵弄权都有尖锐的批判。苏格拉底虽然更多地将雅典没落的根源归诸精神道德的危机，但这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危机联系起来分析的。第二，从哲学高度着重讨论伦理问题，以谋求改善灵魂即人的全部思维方式，重建道德价值，以达到振兴雅典的目的。他虽然首先关注的是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但总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人的本性作深刻反思，其中包含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内容；并且运用他的哲学和道德伦理原则去探讨社会的政治、宗教、审美、语言等人生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企图通过改造希腊人的全部思维和精神生活，以克服社会的全面危机。第三，运用哲学和道德原则针砭时政，着意培育青年，企图振邦兴国。他自称神谕告诉他不要参政，他确实并不直接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但他遵奉雅典民主政治的法律，虽也主张研究斯巴达的治国经验，但并不支持贵族寡头政治；在党争中独立不倚，并一贯反对阴谋篡权的僭主统治。他认为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必须培育一批富有知识、精娴治国才能的专家来复兴雅典。也正因为这样。必然触犯那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政治权贵。这实际上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他们还不敢在指控罪状中露骨地表达出来。第四，苏格拉底喜欢和青年交往，他教育的对象以青年居多，他想用他的哲学塑造年轻一代，在他们身上寄托他复兴雅典的理想。也正因为这样，当政者深感不安，指控他“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不仅有哲学教育的言教，而且还有身体力行的身教，以他俭朴、刚健、正直、英勇的人格，在雅典公众前树立一种道德典范，从而使他的学说更具感召力。
苏格拉底长得很丑：脸面扁平，大狮鼻，嘴唇肥厚，挺着一个大肚子，着一件褴褛外衣，光着脚到处走。他和人谈话时偏低着头，像条壮实的公牛，但他目光炯炯似能洞察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超人的才智和内在的精神美。他以自制、俭约、刻苦追求学问和诲人不倦为生活准则，鄙视智者们以贩卖知识作为生财之道。当时，雅典贪婪敛财、奢靡**逸之风盛行，苏格拉底堪称是自奉清廉、品德高尚的道德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