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道德上的无耻堕落，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对社会和城邦前途的丧失信心感，在政治上对立的民主派和寡头派双方中都存在着，而且在他们各自的政治代表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并表现出惊人的厚颜无耻。其中，双方最丑恶的典型是民主派的阿尔基比亚德和寡头党的克里底亚。他们恰巧又都是苏格拉底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克里底亚还是柏拉图的近亲。两人都曾参与前面提到过的渎神事件，与公元前415年雅典城内所有赫耳墨斯神像面部被毁有关。[22]阿尔基比亚德于公元前420年出任极端民主派的领袖，尽管在军事上是有才能的，但他生活奢侈和习于违法乱纪，出尔反尔，不惜背叛祖国雅典，为斯巴达和波斯出谋划策，攻打雅典。其品质正如修昔底德记载的那样：“虽然在职务上，他领导战事的成绩是卓越的；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使每个人都反对他的为人；因此，他们把国家的事务委托于他，不久就引起城邦的毁灭。”[23]至于克里底亚，不仅两次参与寡头政变，并成了后来“三十僭主”政治的主要首领，是推行空前残酷血腥的反革命恐怖政策的元凶，甚至不惜杀害一起举事的温和派寡头党人塞拉美涅。由于罪大恶极，他被民主政治处死（前403年），以后也从未给他恢复过名誉，甚至连他的近亲柏拉图，在事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前354年），在撰写其作为毕生政治实践总结的第七封书信时，对他仍然抱有极大的反感。
总之，雅典这个从氏族社会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奴隶主民主共和国，虽然在整个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排斥自由公民的劳动，对内残酷剥削奴隶，对外推行侵略的帝国政策，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行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尤其是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奴隶和奴隶主、奴隶和平民、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频繁的党争等实践证明，无论是民主政治、寡头政治，还是僭主政治，都再也无法缓解这些矛盾，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度和整个社会都陷入深刻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不同的阶级、阶层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必然会作出不同的回答或抉择。
苏格拉底出身于平民雕刻匠师家庭，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雅典理想公民的品性，意识到自己的崇高使命，欲挽狂澜于既倒，自命为神赐给雅典的“牛虻”，刻意促使雅典这个迷钝昏乱的庞然大物重新奋发。在他看来，整个危机是道德和人性堕落、社会政治秩序混乱造成的，因此拯救雅典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由此才能达到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及复兴雅典乃至全希腊的宏图，结果以身相殉民主政治，从而显示出崇高的悲剧性。
柏拉图，尽管出身贵族家庭，但素来和民主政治关系密切。由于更多地看到民主政治给雅典带来的灾难，他在著作中对它主要持批评态度，因此也显示出不少保守的因素。但他的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理论，强调法治等观点，应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人类历史的进程有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城邦奴隶制已走到历史的尽头，不是任何人所能挽救的，它必然要由帝国奴隶制取而代之。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马其顿帝国身上。
三 马其顿帝国的兴起
马其顿地处巴尔干半岛中部，其疆域大体上相当于希腊本土。直到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的社会政治制度还保存着荷马时代的许多痕迹：国家以王为首，他依靠军事贵族支持；并有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等管理国家的机构。早期马其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很少受希腊本土迈锡尼文化的影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过，马其顿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希腊的城邦奴隶制截然不同：“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没有成为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24]但也正因为这样。马其顿王国最后才能取希腊奴隶制城邦而代之，建立起奴隶制大帝国。
马其顿的壮大正是从希腊本土诸奴隶制城邦之间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开始的。公元前413年至公元前399年阿凯劳斯王当政时，马其顿王国在巴尔干和希腊诸国中已占显著地位。公元前4世纪中叶腓力二世进行军事、财政改革，建成统一的马其顿国家，并向外扩张，占领色雷斯等地，建都佩拉。后又大举南下，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打败希腊联军，随之召开科林斯大会，确立马其顿对希腊的领导权。接着其子亚历山大大帝从公元前834年开始远征东方，在巴尔干半岛到印度河的广大土地上建立大帝国，从而进入希腊化时期。
亚里士多德作为和马其顿宫廷关系密切的异邦人，又长期生活在雅典，但也未能意识到帝国奴隶制正在取代城邦奴隶制这一客观进程。他认为当时希腊最严重的深刻危机在于贫民和富人的对立，而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分别代表各自一方的利益。民主政治保护贫民的利益压制富人，寡头政治则保护富人的利益压制贫民。因此，他提出一个调和折中的方案：让中产阶层当政，既保护贫民的利益又不损害富户。他已看到当时希腊城邦普遍存在变革或革命的危机，从而为各种不同的政治设想了许多避免动乱、保持安定的办法。但是他看不到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即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的城邦已经不能再存在和继续下去了。一方面是，经济上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日益增长，开放的商品经济必然要取代停滞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导致分散的小城邦趋于统一；另一方面是，随着各城邦之间频繁发生的战争，弱小的城邦只能互相结成联盟，或者是依附于某一强盛的大城邦。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必然导致分散的小的城邦奴隶制日趋没落，由统一的奴隶制帝国取而代之。
